《国家安全问题论文【优秀15篇】》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必须由政府倡导和推行的全民教育活动。下面是小编飞白为大家整编的15篇国家安全问题论文。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 篇1

关键词：全球公域；巧霸权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2-0049-06

一、全球公域概念及其嬗变

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概念是从资源的共同管理、共同利用的观念逐渐演化而来的。这一概念起初着眼于自然维度：环境（全球公地）、资源（人类共同财产），法律维度：国际法（人类共同遗产），近年越来越多转向安全维度：国际安全（人类共同关切事项）。全球公域概念的演变，与超越的人类公共问题凸显，密切相关。令人忧虑的是，美国近年来大力打造全球公域理论，已经远离全球公域三大原初概念——全球公地、人类共同财产、人类共同遗产，日益以“人类共同关切”面目蜕变为新的霸权理论。按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说法，全球公域是“不为任何一个国家所支配而所有国家的安全与繁荣所依赖的领域或区域”，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

美国学者波森（Barry R.Posen）是这一转变的领军理论家。他认为，美国享有对全球公域包括公海、领空和太空的控制权。控制公域帮助美国通过限制他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互助等方式来削弱对手。对全球公域的控制是美国政治的军事基础，是冷战后美国霸权政策的助推器，用军事能力维持控制全球公域是美国的强项。全球公域的代言人丹马克（Abraham Denmark）称，海权论之父马汉或许是第一个提出“全球公域”这个术语的战略家。他把全球海洋命名为“一条广阔的高速公路，一个宽广的公域”。

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概念来源于全球商业（global commerce）。不同于英国对全球公域界定为重视商业的全球化网络，美国定义侧重军事安全。在英国，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研究宗旨的英国全球公域研究所（Global Commons Institute）是全球公域的领导性研究机构，而美国是具有浓厚军方背景的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综合起来说，美国战略家提出的当前全球公域安全问题主要有四大类：

第一类是海上安全问题。90%以上的全球贸易经由海洋。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关系全球贸易正常运行。六个海上通道——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曼德海峡，是全球海上公域安全的核心。

第二类是外太空安全问题。目前在太空中翱翔的飞行物，大于10厘米的有1万9千个，小于10厘米的有150万之多。拿卫星导航系统为例，目前存在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俄罗斯的Glonass系统及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竞争。如能开发其互补性，展开聪明合作，将有利于维护太空安全，避免太空军事化。

第三类是网络安全问题。全世界的政府、军队、公司都依赖网络空间进行沟通、交流、定位。2008年网络服务创造2570亿美元产业。纽约市每天的金融贸易转移高达4万亿美元，超出美国GDP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来自政府或非政府的各种黑客攻击，日益成为各国军事与民用网络安全的头痛问题。为避免网络战，急需制订网络安全规范和相应国际法。

第四类是航空安全问题。目前，世界上每天约10万个各类航空器在空中运行，民用航空每年搭载22亿乘客，承担35%的制成品国际贸易值。冰岛火山灰事件表明，自然灾害日益威胁到航空通道安全。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美国关心的优先方向，并非真正的“全球公域”，并未包括我们更认同的全球生态环境系统等，更未企及“公有”（of a11）、“公治”（by a11）、“公享”（for a11）的境界。

针对不同类型的全球公域问题，美国设想的维护全球公域安全的目标依次有四层次：首先是确保有效进入（access）全球公域，如航空及外太空不被敌对势力所干扰。其次是保护（protection）全球公域安全，如保护网络安全。再次是提升（promotion）全球公域稳定性，尤其是重要国际海域和公海安全。最后是主导（dominant）或控制（control）全球公域，这一点很难做到。美国有学者公开表示，维护公域安全是一种神话。维持全球公域的开放和稳定将成为现实目标。

概括起来，美式全球公域概念实现了以下三级跳：

——区域到领域：格劳修斯一马汉全球公域观侧重于公地、公海，局限于区域。现在发展到领域，已突破传统国际法范畴。全球公域论也超越了地缘政治理论。

——有形到无形：新美国安全中心将网络等无形领域纳入全球公域范畴，拓展了传统全球公域外延，曾引发国际争议。但随着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网络安全已被列为全球公域典型安全问题。

——狭义到广义：全球公域的鼓吹者丹马克将狭义的全球公域拓展到全球治理的广义范畴，从而印证了全球公域概念再次流行是为美国霸权转型、打造新霸权服务的。

全球公域理论超越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国际安全理论。然而，中国学者对全球公域的分析，较局限于环境资源和法律分析。中国国际公法领域的研究者从全球环境退化的遏止以及建立追究国家和其他国际法主体的环境责任的制度构建问题对全球公域概念进行了讨论。

本文着重分析形成中的美国全球公域理论与战略及其带来的对国际关系、中国外交的挑战，认为全球公域问题有其“公”的一面——全球化发展带来的问题与领域跨越国界，也有其“私”的异化倾向——美国借全球公域加速对全球化的建章立制，实施霸权转型，打造巧霸权。美国的理论创新与战略转型，激励我更新观念、创新理论、实施战略思维转型。我应在美国内全球公域概念尚处于摸索和争论阶段，大力倡导全球公域的包容性发展原则，增强战略主动性，适时提出我包容性全球公域观。

二、全球公域问题带来的挑战

全球公域安全问题的提出和日益受重视，有时展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全球公域也带来不少相关问题：

法律问题《芝加哥公约》序言和第1条规定，“各缔约国承认每一国家对其领土之上的空域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美国界定的全球公域试图将空域纳入全球公域范畴，对传统国际法体系提出严重挑战。不仅如此，传统国际法体系对全球公域问题存在诸多空白，为美国加紧制订新的国际行为规范提供机会。

外交问题全球公域问题引发的国际外交博弈不仅体现在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还体现在新兴国家内部。西方观察家甚至断言：“新兴强国具有一些共同的抱负和冲动，尤其是挑战西方对全球公域的主宰。然而，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往往比它们与西方之间的矛盾更深。”

安全问题全球公域问题反过来为开启国际合作、全球治理，提供了安全上的紧迫性。不同于地缘政治的概念，全球公域不涉及陆地，不属于一国内事务。因此，全球公域安全没有有形敌人和固定对手。应对全球公域挑战需要广泛的非军事工具，包括政治、外交手段，同时须和商业、工业与法律利益攸关方拓展合作。

从现实而言，形成中的全球公域理论对现有国际体系带来诸多挑战：

1.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

现行国际体系是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后塑造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全球公域问题强调超越国家层面，为人类共同关切事务，使得传统国际体系的基石——民族国家，必须与非国家行为体一道，去竞争全球公域的话语权、治理权。

2.以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安全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所以运行至今，主要是保留了国家间行为准则——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以体现对国家的尊重。如今，全球公域问题超越民族国家范畴，应对也就超越了不干涉内政的限制。全球公域问题凸显客观上提供了必要时干涉内政以实施全球治理的要求，但也有可能成为大国打着人类共同关切旗号对他国内政进行干涉的借口。全球公域论可能发展为全球版本的“保护的责任”论。

3.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

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难以适应网络化、虚拟化的经济运行需要。全球公域问题，比如互联网经济，对基于双边经贸关系为核心的全球分工体系造成严重冲击。共同安全、共同命运取代互利共赢，成为新体系的核心价值观。

4.以和而不同为原则的国际价值体系

尊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也是传统国际体系运行的法则之一。全球公域问题凸显，一方面在呼吁超越国家层面的发展模式、制度选择以及价值观念，塑造人类共同价值；另一方面也可能为强势话语国家所滥用，以达到将自己价值包装为普世价值的目的。

5.以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

全球公域概念强调超越传统陆地、领海、领空范畴，反对排他性，这将对以传统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造成冲击。美国借助全球公域问题抓紧对全球化建章立制，在互联网、公海、太空等问题上试图规避传统国际法或制订新的国家规范，已经引发新的国际软冲突。

6.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

理论上讲，联合国是维护全球公域的最合法、最权威平台。但实际情形是，联合国是一个很好的谈判场所，而非解决问题的有效舞台。这便助长了美国通过北约或“志愿联盟”应对全球公域挑战的冲动，对传统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构成挑战。

从理论而言，美式全球公域论也存在诸多软肋：首先是有利于强者、先发国家。其次是目标一手段矛盾：目标是全球的，手段是国家的。联合国最有资格制订全球公域规则，但往往被美国架空。第三是无法监督。军事色彩浓厚，背离全球公域的原始涵义，不代表真正的全球公域方向。第四是国内价值的国际化。打着“公”的旗号谋“私”利。典型的是，互联网自由成为政权更迭的重要手段。

针对上述理论与实践挑战，研究全球公域理论具有以下几方面重要意义：

一是探讨全球公域理论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外交理论，尤其是国际安全理论、国际法理论的新挑战，丰富和发展全球化理论。

二是研究美国霸权理论转型与联盟战略走向。美国学者丹马克主张，应对中国崛起，欧美应在全球公域合作；印度是应对全球公域挑战的盟友。这一设想，得到了印度学者莫汉（C.Raja Mohan）的呼应。在美国访问时，莫汉提出将崛起的印度作为美国塑造全球公域的伙伴，并从印度洋、太平洋海上全球公域首先启动。这些动向值得高度关注。

三是妥善应对中国全球公域。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方艾文（Evan Feigenbaum）等美国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区域的博弈可能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有能力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公域构成挑战。尤其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将南海视为所谓“全球公域”，妄称中国的宣示威胁到该“全球公域”的通过权和航行自由，俨然将美国标榜为“全球公域”的捍卫者。

三、美国的全球公域战略及其意图

美国宣扬“海洋、天空、太空及网络等全球公域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原则，作为对亚太地区安全承诺的指导原则，近年已持续引发震荡。中国似乎成为全球公域战略的目标。

美国近年提出“全球公域”概念，并以此提出国家安全新战略理念，具有多方面的战略考量：

其一，为增进美国霸权合法性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全球化和新兴国家的崛起，使得基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主导国际秩序的“霸权稳定论”，难以为继。美国近年的关切是从“霸权稳定性”到“霸权可持续性”转型，于是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将新兴国家赋予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更为紧迫的是，在债务负担日益严峻而挑战日益多元的情形下，如何确保新形势下美国的领导权？“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试图回答这个根本问题。它以“共同全球产品”（common global good）取代“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丰富了国际机制理论。这相比“公共产品”而言更具有迷惑性，既要达到让新兴国家分担国际责任又不容许其分享全球领导权的目的，在削减费用的同时又能维护好美国的核心利益和领导地位，实现“巧霸权”。

其二，为全球化建章立制服务。近年来，美国加紧以国际法空白或灰色地带建章立制。空海一体战、太空高地、网络行为准则是典型例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12海里、200海里资源开发权，而12—200海里之间属于经济专属区（EEZ），外国军舰有无害通过权。由于美国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且感到无害通过权对美国航空母舰的束缚，全球公域理论于是提出海上公域的开放原则，要求经济专属区的自由航行。美国近年就是在南海问题这样混淆是非的。

其三，为对外干涉寻找借口。现有国际体系，尤其是国际法，都是国际层面的。但全球问题和挑战超越国际层面，越来越多以全球层面出现。这样，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为美国制定新的全球规则和对外干涉找到了时代借口。比如，美国混淆南海争端与公海航行自由，制造中国“全球公域”，为干预南海问题寻找合法性。继白宫公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后，五角大楼正加紧修订其军事规则手册，确定网络袭击有可能是战争行为，使指挥官有权选择对得到外国敌对势力支持的黑客实施报复性军事打击。这就改写了目前联合国里规定的自卫权，对国际法具有深远的影响。

其四，为军事安全转型寻找新的动力。从防御层面讲，美国的军事后勤、指挥、控制系统，及远程力量投送能力，日益依赖全球公域安全。以全球公域理念为指导，美国计划削减军事开支以解决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重点投资海洋、空中、网络技术，应对“非对称性”及“反介入”军事威胁，倡导“空海一体战”，实现所谓“减脂肪、增肌肉”的理念。从进攻层面讲，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是为争夺战略制高点，着眼于未来国际竞争。全球公域控制是美国全球地位的保证，帮助美国通过限制其他国家经济、军事、政治的权力来削弱其对手，允许美国即使拥有很少的军事存在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动战争。同时，全球公域问题凸显，为美国军民结合技术的创新提出了时代要求，也必将刺激新的战略支柱产业发展。

其五，为美国的安全同盟体系寻找新的使命。美国认为，全球公域问题已凸显为跨大西洋同盟的重要问题，于是加紧以全球公域战略新概念塑造北约新使命，认为北约有28个成员国，另与50-60个国家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安全组织，北约在全球公域问题上责无旁贷。由于北约成员国分歧，国务院顾忌国际社会的反对，最终阻止了国防部设想的北约战略新概念中以提高全球公域稳定性、维护对全球公域的通畅，作为北约新使命的设想。然而，美欧在全球公域以及国际干预问题存在诸多共识，差异在于全球公域的目标是控制还是分享。美国不会放弃将北约打造为“全球公域”的捍卫者，甚至提出将中国纳入全球公域的新接触政策以重振跨大西洋联盟。在亚太地区，传统美国的双边军事安全体系日益捉襟见肘，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愈益迫切。美国一再重申，维护区域安全并不能单靠一个国家，而是所有利益相关国的共同责任。因此，美国也着重于在亚太区域内协助友邦提升能力，并加强各项多边合作机制与组织，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适应了这种转型，强调为应对全球公域问题挑战，以新的伙伴同盟弥补冷战时期形成的霸权联盟体系不足。这样，全球公域论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理论基础。

其六，为威慑潜在对手，整合新兴力量提供新的实验场。全球公域概念，既有美国寻找新威胁的意图，也有寻找新的国际合作伙伴的动因。比如，美国一方面将俄罗斯、中国、伊朗的黑客威胁，中国导弹打卫星计划说成是对全球公域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正如打击索马里海盗行动显示的，美国也认识到，应对来自国家或非国家的全球公域安全威胁，非美国一家能为之，与新兴大国及关键国家的合作日益必要。全球公域概念服务于美国包容新兴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新接触政策”。俘获“支点国家”（pivotal actor），成为美国应对全球公域挑战的重要策略。

四、中国的对策

对美式全球公域论及全球公域战略，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待，系统分析全球公域理论产生的历史合理性与逻辑合法性，同时揭穿全球公域战略如何打着“国际公意”旗号升级为全球版本的“保护的责任”，给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传统中国遵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原则。在美国，往往是“军事未动，概念先行；外交未动，理论先行”。2011年9月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依此分析，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凸显安全事务从地域向领域拓展，有其时代合理性基础。我宜善加利用，规避其风险。

首先是不要盲目抵制。尽管全球公域，可能对现有的国家观构成挑战，破坏现有国际法合作基础，并且显然有利于有能力涉入、利用全球公域的强者，但其毕竟反映出美国霸权无法主导世界的现实。美国也承认只能分享而无法主导全球公域，这为中美合作开启了全新的空间。

国家安全论文 篇2

一个民族的危机意识是其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危机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古语说“居安思危，长治久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唯物辩证法讲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讲矛盾转化，相反相成。矛盾转化是有条件的。人们要把握矛盾转化的主导权，要使自己的行动具有前瞻性，首先要看到发生对立面的可能，看到存在对立面的迹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总会面临丛生的荆棘、四伏的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如果看不到，就会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危机发生了还不知道风险从何而来。虽然未必无法补救，但总会显得较为被动。中国又有一句古语说，“万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道理同样也是讲，要依据发生对立面的可能，存在对立面的迹象，想对策，想应对措施，想如何创造条件使对立面发生有利于自己的转化，使自己站住脚，继续发展。“预”是“立”的前提，“不预则废”。作为如此庞大的超级大国，作为在经济、金融、军事、高科技诸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国家，美国当局依然认为，它所处的安全环境动荡不定，充满许多可能变得更加致命的威胁和挑战。危机意识不是杞人忧天或者妄自菲薄，而是为了克服盲目性，增强主动性，防患于未然，变以后的被动为现在的主动，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至少减弱其危害程度，以求把握全局，总揽全局。

危机意识是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危机的预期。一个民族的危机意识有两大类，均涉及国家安全：一类是对内部发展构成潜伏危机的预期；一类是对国际环境可能引发的危机的预期。在这两类危机预期中，后一类更引起人们重视。就目前国际形势而言，尽管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仍潜伏着种种不确定因素，包括：

1.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过渡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历史上，国际格局的转换都是大规模战争的结果，而今要在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和平条件下实现，这是没有先例的。我们在充分认识国际格局可能和平转换的同时，也要充分估计到非和平转换的可能性，充分估计转换的复杂性、曲折性。导致转换复杂化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待这些因素的作用。例如，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残余，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愿望转化为保守主义目标，因为这中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2.全球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要改变这种失衡，即使有最理想的条件，至少也得在半个世纪以后才能实现，在这期间，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凭着自己的优势，不会放弃建立全球等级体系的欲望。这当然与多极化趋势相背离。美国认为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对美国继续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威胁。美国要迎接挑战，要把可能出现的威胁消除在美国本土之外。由此带来的矛盾与对抗不能排除。NMD与TMD的建立将会大大加剧这种危险的现实性。

3.多极化趋势未必等同于和平与稳定。从历史的经验看，多极化体系是极不稳定的国际体系。从现实来看，由于传统的“实力—权力”逻辑和冷战思维的存在，多极化过程也潜伏着负面效应。预计在21世纪将有近10个国家上升到大国、强国的地位。在这些国家中不能排除出现新的霸权国家的可能性。霸权国家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同样也不能排除。与此同时，据估计，世界上将有50—60个新的国家分裂出来。此起彼伏的地区性的局部战争将长期困扰国际社会。

4.新科技革命所引发的新军事革命方兴未艾，无论是军事装备、作战方式、打击能力都是史无前例的。历史表明，军事革新总是意味着新的大规模战争。新的、巨大的打击能力对军事强国具有难以自制的诱惑力；仅作为一种威慑力而不投入实战，不仅历史上没有先例，而且现实生活中也难以令人信服。

5.经济全球化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会，但由于各自的起点不同、可资利用的机遇及其应对不同，加上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有关国家经济、金融的被动式风险大大增加。尽管国际社会驾驭市场的能力大大加强，但至今还不能免除危机的发生。而一场大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后果，对发达国家可能是伤“筋”，对发展中国家则可能是动“骨”，将使它们倒退数十年，其对政治、安全的冲击也是巨大的。

面对这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国际社会在寻求全球和地区稳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同时，也不能不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产生某些忧患意识或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是将稳定国际社会的愿望变为现实的重要前提，也是预防外交赖以产生的重要前提。日益强烈的危机意识，使预防外交得以应运而生。

二、预防外交的战略功能及前景：以中、美为例

“刺激—反应”被认为是传统外交的基本模式。时至今日，这一基本模式未发生根本改变。不管外部环境的变化来自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刺激，不管刺激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依据对刺激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制订对策作出反应，至今依然是外交部门的基本实务。作为对现实刺激作出反应的艺术，外交中的作为或不作为都是艺术性的。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时，投赞成票或反对票，被认为是积极的反应；投弃权票也未必不是积极的反应，它也可能是一种艺术，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策略性相结合的艺术。外交艺术的运用，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把可能造成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现代外交的一个明显变化是，战略层面、整体层面上的反应烈度大大加强。在做好微观领域反应的同时，注重宏观层面上的运筹帷幄，寻求棋局上的总体主动性、主导性和可控性，以便在走对一着棋的同时走活全盘棋。这正是预防外交的战略。

1955年，中国参加亚非“万隆会议”。在外交实务上，这是一种即时反应。但是，中方准备工作立意高，着眼于开拓新中国外交的全局；判断准，把握住日益增多的新独立国家的基本愿望和要求；创意新，亮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外交旗帜。“万隆会议”上的胜利，为中国打开外交局面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在当时国际敌对势力的重重压制、封锁下，中国通过此次会议求同存异，广交朋友，与众多发展中国家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友谊。因此，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依然风雨不动安如山。

1947年，美国向西欧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同样也是从一着棋入手走活全盘棋的典型外交案例。当时美国的16个西欧盟国，既遭到二战的严重破坏又遭到经济危机的袭击，气息奄奄，濒临，一再呼吁美国给予经济援助。向其盟国提供经济援助，在美国外交实务上是一种即时反应。但美国并没有把它当作一种因应措施，而是形成一项计划，作为战后美欧关系的起动器，立意在推进美欧之间的联系。该计划从1948年4月启动起到1951年1月实际结束，共使用100多亿美元。其中，赠予款额用于购入美国剩余农产品和救济物资，借款款额用于购入机械、车辆等生产物资，其结果既有助于美国走出战后经济过剩，又促进了西欧经济的恢复，并为后来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美国确立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美国从欧洲获得的巨大利益是以“马歇尔计划”为开端的。无怪乎有的西方学者会把“马歇尔计划”推崇为预防外交的经典之作。

这些成功案例所显示的效能，不只是地区性的而是全球性的，不只是一时性的而是长期性的，具有综合性收益。这些成功案例尽管没有摆脱“刺激—反应”的传统外交模式，但作出的“反应”却是非传统的，具有新的特征。现代外交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在战略层面上发挥“预防外交”的效果开辟了新的前景。这些前景包括：

1.追求清晰的战略意图。实施预防外交，或者为了争取战略上、全局上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或者为了避免事态恶化并为进一步发展展示新的前景，驾驭事态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马歇尔计划”后来成了美国对外援助的范例。2000年1月5日公布的一份白宫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对此推崇备至：“从以美国为首的动员到战后欧洲的重建，再到最近亚洲、拉美和非洲的经济成功事例，美国的对外援助帮助了新兴民主国家，促进了对人权和法制的尊重，扩大了自由市场，遏制了国际犯罪，抑制了对健康的主要威胁，改善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使人口增长放慢，缓和了人道主义危机。美国的可持续发展计划促进了工人的权利、自愿计划生育、基本教育、环境保护、民主、法制、宗教自由，提高了公民的经济地位。通过这些计划，危机得到避免，美国的预防性外交得以积极的实施。”

2.追求“最小的代价”，使外交态势具有某种动能，带来滚动效应。外交是需要投入的，这是常识。外交投入包括实务开支、政治或经济上的承诺、某些问题上的妥协与让步。这都是外交的代价。而现代成功的外交却要求“代价”的最小化。这就要尽可能避免外交的静态操作而应追求动态操作，使外交态势始终具有一种动能，带来滚动收益。道理很简单，推动一块静止的巨石走向预定目标，是很累、很费力的。但若推动一块正在滚动的巨石走向预定目标，则仅需花很小的力气就可以实现。外交态势具有某种动能，是寻求“最小代价”的一个重要前提。“因势利导”，没有“势”便难以“利导”。试想，如果中国没有以亚非“万隆会议”为开端，在发展中国家中建立起动态效应，何以能在1971年10月出现把中国一举“抬进”联合国的局面。

3.追求某种协调机制。尽管许多人对90年代后半期国际关系中的种种“伙伴关系”不以为然，但是这些“伙伴关系”的出现却反映了人们，特别是政治家对国家间关系形成某种机制的追求。传统的国际安全靠均势、靠力量均衡；但在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这一政策的实施变得越来越困难。各主要国家在追求力量均衡的同时，外交重点越来越倾向于形成某种机制。“热线”，“透明度”，从频繁的首脑会晤到高密集度的不同级别、层次的交流，信任措施，……凡此种种，显示了各种机制的“生命”运动。机制并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但牵挂着各方的利益需要；机制并不是解决争端的裁判，但却可以提供解决争端的机会；机制并不是利益的天平，但却有助于找到利益的汇合点。机制是各方利益补偿代谢的生命体，只要有关各方都愿意从这里找到获取利益的机会，机制的生命力便不会凋谢。

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特殊的责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承担世界责任方面已经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中国完全有能力在战略层面上实施预防性安排。有许多机会可以发挥中国的作用，诸如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和构想，提出解决热点问题的方案，供国际社会选择。充分发挥诸如此类的建设性作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是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的重要领域。有所作为才有世界上的地位。这样做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预防外交中进行危机预期的方法

预防外交可作广义理解，涉及国际格局变化趋势、国际体系及其机制可能面临的障碍、战略态势变动等；也可作狭义理解，诸如对付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紧急情况，对付其它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能作出不利于自己的决定，对付可能出现的某项争端、对付安全方面的某种紧急状态等。国际社会所以对“预防外交”产生极大兴趣，主要看中其狭义理解所显示的功能。然而这是相当困难的工作，特别是对突发事件的预防，难就难在如何及时捕捉到突发事件的前兆。但现代社会的经验也证明，危机、冲突、风险在爆发前是有迹象可以看到的，是可以预测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在国际关系中，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潜伏的风险迹象，可以看到潜伏危机中的冲突迹象。问题是如何应对，如何建立必要的危机评估、危机预警、危机管理及制订各种方案的制度。

对预防外交，无论是广义理解还是狭义理解，其预防的仅仅是一种危机预期。它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预期必须尽可能准确可靠，这是基本的前提，否则就失去预防的意义。为了寻求根据现实动态作出合理延伸的预期，通常所使用的方法有：

1.背景推理法。领土、宗教、民族或种族的历史纠纷和怨恨，资源(包括水资源)和能源争夺的历史记录，战争遗留的历史问题处置，等等，都可以成为背景推理的依据。在这些因素中，有的可能已经随着历史岁月的延伸而沉寂下来，有的可能仍有这样或那样的纠葛，但都有可能在新的特定条件下成为爆发冲突、引发危机的“导火线”。在这里，注意“新的特定条件”的生成是关键。一种“新的特定条件”的生成往往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例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在欧亚结合部一下子爆发了众多的冲突，至今还未完全平息。又如，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非洲推行“民主”、“人权”，引发了非洲一系列部落、种族和民族的权力争斗，其结果导致惨不忍睹的“灭绝性大屠杀”。

2.过程推理法。任何矛盾、冲突的激化都有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而过程是分为不同阶段的，从前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是有条件的，其中关键性条件居于主导地位。1991年海湾战争前夕，美国数十万大军向海湾地区集结。当时国际社会对美国下一步动作有两种判断：一种认为美国企图以兵临城下、炫耀武力，迫使伊拉克屈服；一种认为美军向伊拉克发动武装攻击势在必行。事实证明后一种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居主导性的条件是，苏联不可能因伊拉克与美国直接对抗，而美国要以高科技军事打击能力证明谁也不能违抗它的意志，以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任何事情的发展过程都有它自己合理的逻辑延伸，但却以条件为转移，在这种条件下会向这个方面延伸，在那种条件下会向那个方向延伸，关键是要搞清楚条件是什么。

3.利益平衡推理法。国家的对外行为都是为了追求本国利益，但是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却受不同层次的利益制约。科索沃停战协议签订后，俄罗斯抢先占领了科索沃首府机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把为数不多、孤立无援的俄罗斯军队赶走，这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到；一种是容忍俄罗斯的行动。美国选择了后者，因为，前者虽然符合美国的利益，但避免与俄罗斯直接对抗具有更大的利益。美国曾多次企图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摧毁朝鲜的重大军事装备基地。但它会遭致朝鲜对韩国的报复性军事打击，而汉城地区集中了韩国大部分重要的经济设施，它们都在朝鲜大炮的有效射程之内。韩国成了朝鲜阻止美国对其实施军事打击的“抵押品”和“人质”。所以，美国对朝鲜的军事行动首先遭到韩国的反对，韩国难以用民众大量死伤、经济倒退数十年的代价，来接受美国对朝鲜军事打击的胜利。当然，韩国是美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前沿基地，韩国受到巨大破坏在根本上也不符合美国利益。基于这种利益掂量，美国不得不接受韩国对朝鲜的“阳光政策”。现在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是联在一起的，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善于把各种利益结合起来综合平衡，是寻求合理的危机预期的重要方法。

4.实力对比推理法。实力对比依然是影响国际矛盾、冲突的基本因素。实力的不对称性往往决定了过程、结果的不对称性。仅仅凭南联盟非常有限的军事实力对抗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打击，难度之大完全在意料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实力对比是绝对的。但是，在拥有的实力与可使用的实力、可使用的实力与可使用的限度这个意义上说，实力对比又是相对的。2000年年初，俄罗斯颁布新军事学说，不仅继续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作承诺，而且明确宣布“在俄罗斯及其盟友遭到侵略、以及在依靠常规手段无法制止俄罗斯作为一个国际关系的主体和国家消亡的情况下，俄罗斯将被迫使用核武器”。面对其对手的步步紧逼、挤压，俄罗斯的这种宣示无疑使其对手在可使用的实力与实力可使用的限度方面大打折扣。尽管在观念上，其对手可以认为俄罗斯没有什么优势，但在行动上却不得不想想自己的难处。这种反差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俄罗斯与其对手关系的走势，影响潜在危机的发展趋向。就此而言，研究对立双方实力对比的相对态势，对研究危机的预期具有重要价值。

四、预防外交的“刚柔相济”

应付危机、冲突的迹象或预兆，在传统上由于迂回——回旋的余地、可使用的手段有限，国家间相互依存度几乎没有(或者很小)，所以通常使用刚性应对，诸如使用外交交涉、军事威胁，并往往在事实上用最终手段(战争)解决问题。一部国际关系史，实际上是一部战争史。剖析战争爆发的原因，展示战前外交合纵连横的全景，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战争过程中的外交往来，战争结果的处置，诸如此类的往复，充斥着历史的大部分篇章。中国历史上尽管有“预防外交”的先例，诸如采用“和亲”政策、睦邻政策，向对方施以“皇恩”，但边界战争依然不断。两次世界大战的惨重教训，以及二战后多次热战的结果，都表明完全刚性应对无助于把危机、冲突在迹象显露、预兆出现时期得到控制或化解，并没有真正起到预防作用，必须另辟蹊径。

预防外交在不排除“刚性应对”的前提下，更强调“刚柔相济”的作用，这不仅由于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度日益达到不可分离的程度，而且由于人民的觉悟和对安定、富裕的追求，“刚柔相济”更有了施展的余地，诸如：

1.进行充分的具有亲近感的意见交流。充分地交换意见，这对矛盾双方没有任何害处，只会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只会有助于寻求矛盾的解决。现代交通、通讯的便捷，使相互交流意见、面对面地交换意见变得十分容易。首脑之间互通电话、工作会晤、信函往来以及较低级别外交官之间的穿梭往返，都已相当普遍。“第二管道”的出现更有新意。现在又有“第三管道”、“第四管道”之说，这表明广开交换意见的渠道具有极大的潜力。

2.扩大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和教育多种形式的接触。现代国家间关系几乎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侧面。特别尖锐化的矛盾与冲突仅仅是其中某个侧面，不以某个侧面发生障碍而阻断其它侧面的接触、联系与合作，已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样做不仅可以把某个侧面的矛盾冲突激化所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限度，还可以利用其它侧面的关系来制约正在激化的那个侧面，甚至作为一种补偿，使双方找到利益的接近点。

经济合作、国际援助、国际贸易日益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预防外交手段。一个成功的国际援助计划，不仅使受援国得到实惠，而且可以给援助国带来多方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国际经验教训表明，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金融方面的依存度日益成为加强相互关系的纽带。通过国际援助发展经济合作，促进贸易、金融、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正成为各国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这也是避免危机和实施预防外交的条件和基础。

3.充分发挥影响对方公众情绪的能力。当今世界，一国的外交行为越来越受到公众情绪的驱使，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外交部门能获得的信息，普通的国内公众极大部分都能得到，情报信息的透明度已经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此外，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公众影响政府决策的渠道和能力大大加强。这种公众情绪转化为国内的政治斗争、党派斗争，就会建立起影响政府外交行为的直接通道。如何影响对方国内的公众情绪，已成为现代外交不得不考虑的问题。10多年前，美国媒体一度几乎一无例外地充斥着对中国的谴责声，成篇累牍，无休无止。扭转美国媒体的态度，成了中国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影响美国媒体转向、降温。“取信于民”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要使民“信”，就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媒体和因特网，充分利用对方的信息手段同国外公众和机构对话，宣传自己的原则和政策，提供充分的情报和信息，以增强自己的影响能力。为此，需要一大批忠诚于国家利益的国际问题评论家。他们具有良好的理论造诣和专业才能，了解对方的思维习惯和接受方式，及时地利用国外媒体和国际互联网络，向对方公众传递情报和信息，赢得对方公众的支持。现代外交表明，如果乙国不能影响甲国的公众情绪，将会最终失去对甲国政府的影响能力；如果乙国能迅速、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一旦爆发危机和紧急情况，就等于在对方公众层面上筑起一道阻止“事件”恶化的“防火墙”。也就是说，影响对方公众情绪是预防外交的重要手段。

五、预防外交的灵活性与创造性

预防外交的成功与否，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一般外交的功底。例如，为了成功地实现某项国际投票获得对己有利的稳定多数，事前对有关国家做工作可以算为预防外交，但成功与否，则取决于以往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一般外交的良好功底能保证在关键时刻得到国际社会有益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外交的良好功底具有预防。在关键时刻，能否得到国际社会有益支持通常被认为是衡量一般外交功底是否扎实的标志。

但是预防外交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对付冲突和复杂的紧急情况。所以，除了依靠一般外交所积累的功底，在实施操作上需要更大的灵活性。

1.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在紧急情况下，各种意外的情况都可能发生。意外情况的发生可能导致双方对峙的无端升级，加速形势的恶性化，造成不必要的、双方都不希望出现的损害。所以，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是避免误会、澄清情报信息的重要条件。

2.抓住适当时机或机会，及时进入官方层面或正式层面上的对话。对话或许成功，或许失败，但磋商、谈判总比不磋商、不谈判要好。不拒绝对话，是现代冲突双方通常都具有的基本立场。对话不一定能消除分歧，但它可以使沟通渠道正规化，并为冲突双方寻求共同点开辟新的起点。当然，在何种条件下进入对话，不仅因国而异，而且因事、因时而异，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

3.及时开辟“第二管道”。通过“第二管道”进行坦率的、建设性的交流，可以成为官方交流、对话的前奏与补充，缩小认知上的差距。由于“第二管道”是非官方层面，所以即使在非常紧急情况下，依然能保持宽松的气氛，非情绪化地讨论对双方都有益的问题。

4.动员“公众外交”的积极作用。及时透过适当的“管道”向国内民众与国外民众传送情报和信息，并将其转化成“公众外交”，转化成公民与组织对外国政府的影响能力，这既需要开放的心态，也需要很高的艺术。如果能把“公众外交”的积极性动员起来，就足以造成庞大的、没有编制的“外交”队伍。

5.巧妙的策略运用。与一般外交相类似，预防外交也需要巧妙的策略与综合动用国际上通常采用的方法，包括(1)警示性：及时设置明确的底线，使对方明白这条底线是绝对不能逾越的，否则要承担难以承受的后果；(2)围堵法：造成对方在舆论上、外交上、经贸关系上的孤立状态；(3)诱导法：让对方明白自己的合理、合法利益所在，明白如何才能谋取这些利益；(4)抵押法：将对方的某部分重大利益作为抵押，让对方知道失去更巨大利益的可能；(5)边缘法：不惧怕进入边缘性状态，以显示自己的意志，让对方知道后果的预期。

6.实施奖励优先，奖惩并举，发挥恩威兼施的感染力。在危机迹象出现后，为了阻止事态恶化，适时地发出奖励与惩罚信息是十分重要的。无论奖励还是惩罚都有明确、完整、合理的前提条件，而这些条件都是非常现实的。实施奖励优先，当然不是奖励对方挑起事端，而是为了寻求自身最大的国家利益。惩罚对方必须以“真实”为前提。如果对方感到因拒绝奖励而将受到的惩罚是绝对不合算的，那就很难不选择接受奖励。

国家安全观论文 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5-0004-02

党的十以来，顺应时展要求和国家利益需要，坚持把国家安全问题放在当今世界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加以思考，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运筹，强调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2014年4月15日上午，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安全观中提到“从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来看，主要存在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叠加，面临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安全风险挑战。”

而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也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对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安全现状的分析，有利于认清楚当前意识形态安全形势，从而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从国内人民意识形态淡化和国外分裂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状况两方面来阐述。

一、国内人民意识形态淡化

1.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繁荣的背后带来了很多问题。社会两极分化拉大，贫富差距明显，区域、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公共服务覆盖面不够。人民面对教育成本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压力，部分人并不是利用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财富，而是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获得大量财富。但同时社会还有一些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的人需要帮助。这些问题使部分群众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产生怀疑和不信任，使党的形象和威信受到严重破坏，一些群众开始失去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2.部分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低，功利主义倾向突出

一直以来，党都是先进理论的引入者和教育者。而作为教育者的党员干部，现在的意识形态素养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严重不足。一些干部中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突出。而意识形态则成了抽象的政治概念和标语化的口号，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今社会的问题结合起来，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员内部的精神力量和行为准则。党员干部追求短期的效用，而没有从培养党员队伍的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素质这一远大目标作为指导，使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不成体系，并不能化为内在的动力和行为准则。所以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应提升党员干部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针对性地聘请专业老师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使其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使其增加同当今社会思潮对话的能力。例如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等等。党员干部要有能力从理论上对这些理论进行分析以拆穿它分裂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政治理念，形成稳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

3.部分高校师生存在意识形态安全危机

青年学生是国家的脊梁，把握着未来发展的趋势，担负着中国社会进步的责任，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但是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不容乐观。2014年11月13日，辽宁日报记者走遍大半个中国，深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5座重点高校教育城市的20所高校，用了半个月时间，听了将近百堂专业课。在对多地区高校文科课堂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发表了《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一文，文中概括出三种问题：“第一是缺乏理论认同。解密马克思恩格斯的‘隐私’。将同中国历史上的帝王进行不恰当比较，解构历史。二是缺乏政治认同。将中国社会中出现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等问题归结为理论错误。第三是缺乏情感认同。教学生利用“厚黑学”明哲保身。”[1]此文客观反映了我国高校中存在的师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够，信仰缺失。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中，教师是关键。如果教师都教给学生如此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信仰、处事原则，那么怎么确保我们可爱的学生们能有崇高的社会主义信仰和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呢？高校师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危机责任在老师。所以应严把教师政治素质关，把政治立场作为聘用教师的主要标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首先应该是信仰教育。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以文化软实力为重点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对此，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国际国内形势教育，使他们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定位，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存在的机遇与挑战。

二、国外分裂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1.文化产品输出

目前，在世界文化市场上，文化输出大国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美国、欧盟、日本。以图书刊物、音像制品、网络产品为代表的大量文化产品冲击着我国文化市场。国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随着未曾筛选的文化产品汹涌而来。青少年群体是我国未来的希望，然而青少年大多比较感性，思想上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他们喜欢新鲜事物，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产品所包含的价值观。这些文化商品一边收获巨大的经济利润，一边传播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我国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对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产生好奇和模仿。我国的民族文化传统被侵蚀、我国文化独立性被破坏、甚至我国文化有被同化的倾向。大量外国文化产品的输入，冲击了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归属感，并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我党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我国也应不断加强文化产品的发展，增加文化产品输出。通过文化产品向世界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扩大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影响力，从而粉碎西方利用文化分裂我国的目的。

2.宗教渗透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学术工作的逐步恢复，基督教的研究也随之复苏。由于教内人才的奇缺和教外人士的兴趣，所以研究者以教外学者为主，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也具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特色。在90年代，基督宗教研究在学者们的努力下继续发展。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已经超过1949年起30年间那些毫无学术性科研的书文好几百倍，还有哲学、伦理、教育、文学、艺术、美学、甚至教义神学等方面的研究。除了研究内容大大扩展之外，研究人员也已从少数社会科学院内的研究者，向高等院校的教师扩展。”[2]

在西方分裂势力主导的意识形态高校渗透计划中，利用文化宣传宗教已经成为一种隐性形式。一些宗教组织和民间组织以“学术交流”的旗号，资助国内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翻译出版以宣传宗教为目的的图书，并且组织开设带有宣传教义性质的研讨课和讲座，这一类的利用文化宣传宗教，是境外敌对势力争夺我国大学生的重要举措。

3.利用各种名目基金、智库、网站掌控我国社会思潮

西方国家和其私人资本大财团出巨资，打造自己的学者、智库和网站，培育自己的政治理论人才，以“学者”和“思想家”的身份对外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掌控社会思潮的话语权。由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的《2013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报告》指出：“部级有组织网络攻击频发，我国部分重要网络信息系统遭受渗透入侵，2013年comCERT监测发现境内1.5万台主机被APT木马控制。2013年，境内6.1万个网站被境外通过植入后门实施控制，较2012年大幅增长62.1%；针对境内网站的钓鱼站点有90.2%位于境外；境内1 090万余台主机被境外控制服务器控制，主要分布在美国、韩国和中国香港，其中美国占30.2%，控制主机数量占被境外控制主机总数的41.1%。”这些由境外控制的网站目的就是通过国内网站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实现对我国“不战而胜”的政治解构的战略意图。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夸耀资本主义的思潮迭起，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指导权和支配地位。

尤其2014年发生的非法“占中”活动，就是香港少数激进团体在外部势力的怂恿下，围绕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精心策动的一场香港版的“”。策动“”是一些西方国家打着“民主化”的旗号、颠覆他国政权的惯用伎俩。随着我国不断发展，其对我国的渗透破坏指向越加明显，活动越加猖獗，加紧实施网上“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铸魂与蛀魂，固根与毁根，较量更加激烈，成为我国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面临的重大现实危险。

参考文献：

[1]辽宁日报编辑部。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N].2014-11-

13（A04）

国家安全论文 篇4

关键词：安全理论；集体安全；东北亚安全模式

中图分类号：D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1-0026-01

东北亚地区选择何种安全模式 ,是事关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一、安全理论与集体安全理论

1.安全理论 什么叫“安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处于什么情况下才算作安全，历来颇有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只有一国在客观上不存在危险的威胁，主观上不存在对危险的恐惧，该国才是安全的。当然，国际关系中所说的危险，通常指对国际关系主体生存与发展会造成一定伤害的力量或情势。事实上 ,只要国际社会本质上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 ,这种危险就会一直存在 ,安全问题也将一直存在。在缺乏一个绝对权威的情况下 ,国家为了保证安全 ,除加强自身实力外 ,很自然地倾向相互组成国家集团 ,希望藉群体的力量增加维护自身安全的系数。这种安全集团组成的安全模式最常见的是“联盟安全”。联盟容易造成所谓的“安全两难”的问题，即联盟集团之间往往互不信任 ,一个联盟集团为了增加对抗其他敌对联盟威胁的能力，会不断增加自身军备实力，但这种行为又为敌对的联盟视作对自身的威胁，于是相应地扩充军备，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各方的安全系数都下降。

2.集体安全理论 所谓集体安全 ,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国际体系 ,在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承认其他国家的安全就是所有国家的安全，他们同意并且愿意对侵略者作出集体反应。集体安全模式的基点在于安全不是个别国家而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的事情 ,每一个国家都像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一样关注和捍卫其他所有国家成员的安危。简而言之，在集体安全模式下，对一个国家的战争或战争威胁将被视为对所有国家的战争或威胁 ,它将受到其他所有成员集体地反对和惩罚。集体安全的第一次重大实践就是国际联盟 ,《国际联盟盟约》第 11 条明确宣告：“任何战争或战争威胁 ,不论立即影响任何联盟会员国与否 ,兹特宣告其为与联盟全体有关之事 ,联盟应采取其认为明智有效之然后行动 ,借以确保国际和平。” 第16 条更具体规定：“联盟会员国如有不顾本盟约而从事战争者 ,则据此事实即应视为对所有联盟其他会员国有战争行为。”然而国际联盟失败了 ,它既没有能保护其会员国的安全 ,也没有能维护世界的和平。二战后 ,在国际联盟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 ,继承和发展了集体安全的思想。联合国在组织形式、行动方式、权力配置上都将集体安全模式进一步完善起来 ,但不幸的是 ,实践证明 ,集体安全模式在联合国的实践又是一次败多成少的实践。

3.集体安全理论的困境 集体安全模式是与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著名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所言，集体安全作为一种理想是毫无瑕疵的 ,它确实为在一个国家的共同体中执行法律提供了理想的解决办法。然而 ,集体安全作为一种安全模式没有获得成功 ,这不仅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使然 ,也是集体安全模式本身的缺陷使然。这一点 ,汉斯•摩根索作了精辟的分析 ,他认为集体安全是建立在三个假设的基础之上： 1 有压倒优势的力量来威慑或反对任何潜在或现实的侵略者； 2 所有成员国有共同的安全观念； 3 成员国必须将它们冲突的政治利益从属于所有的成员国集体防务所界定的共同利益。然而，以往的经验和国际政治的一般性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可能出现这种形势。因此要实现集体安全，实在为时过早，太有“乌托邦”色彩了。

二、东北亚建立集体安全模式的可能性

ピ诙北亚地区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的倡议也由来以久。然而要在东北亚地区选择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集体安全模式只能是纸上谈兵 ,集体安全模式在东北亚地区所面临的困境较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大。

ナ紫龋集体安全模式需要成员国之间少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东北亚地区存在众多的结构性矛盾和立场根本对立的问题。东北亚地区的矛盾呈现综合性、复杂性、对立性等特点，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要达成强机制的集体安全模式无疑是不现实的。如日俄北方四岛问题无论如何解决，对于未获所有权的一方都是明显的损失，哪怕各分其二，也是双方都不满意的。还有近年来热点的朝鲜核问题，也成为影响这一地区各国之间关系的棘手问题。

テ浯危共同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软力量”对形成集体安全具有很大的催化作用 ,但东北亚地区则缺乏这种基础。东北亚地区虽然有共同的文化渊源 ,如儒家文化在中、韩、朝、日、蒙都占有很大的影响 ,历史上也曾形成过“中国中心主义”的朝贡体系 ,但是步入近代后 ,随着俄罗斯从欧洲扩张到东北亚、日本的“脱亚入欧”式崛起、美国的介入与中国的式微 ,使得东北亚地区集佛教、儒教、道教、东正教、基督教等于一身 ,犹如一盘大杂烩 ,我们虽然不能妄加断言将形成“文明的冲突”,但是要实现文明的融合也实属不易。而从意识形态上看 ,东北亚地区更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缩影 ,既有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又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坚力量 ,还有处于转轨之中需要重新定位的国家。这多方面的差异性 ,决定了东北亚在实现集体安全模式上必将面对更多的曲折与困难。

プ詈螅政治军事方面的集体安全的实现需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来推进，东北亚地区目前缺乏这种动力。东北亚的现实是连一个国家的经济共同体都没有形成 ,遑论建成全区域的经济组织。中、日、韩三国尚未形成经济共同体 ,政治共同体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形成只能是更遥远的事情。

三、结论

ビ梢陨戏治隹梢钥闯 ,东北亚地区还不能形成组织严密的安全机制 ,只能先建立松散的安全安排。这是切实可行的 ,也是实现东北亚长久和平的必经之路。具体地讲 ,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积极创立覆盖全区域的多边安全对话场合； 2 不拘形式地开展各个层次的非强制性安全对话和合作；3 从形成“对话的习惯”入手 ,逐步地加强多边机制建设，包括信任机制、合作机制、预防性外交机制等 ; 4 努力挖掘和倡导东亚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和作用 ; 5 加快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共同体 ,采用“以经促政”的方式推动东北亚的安全合作。

おげ慰嘉南祝

[1]詹姆斯•多尔帝，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 年版。

[2]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3]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时殷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年版。

国家安全论文 篇5

论文摘要：结合当前跨国企业并购中对国家经济安全的争议，文章通过对国家经济安全相关立法现状的回顾以及比较法上的对照反思，在相关经济理论与中国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经济安全审查的具体标准，并认为民族利益不应当作为国家经济安全审查的衡量标准。

一、国家经济安全的立法现状

所谓“国家安全审查”，来源于反垄断法三十一条的规定，即“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从条文的背后所透露的意思可以发现几重含义：首先，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机制并不必然引起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是两重相互独立的审查体系；其次，国家安全审查由反垄断法所附带说明，审查机制的具体规定并不属于反垄断法规制的范畴，而是由其他有关规定调整。然而，国家安全审查的启动又离不开外资并购所产生的经营者集中这一大前提，因此天然地与反垄断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反垄断法三十一条在法律层面对国家安全审查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然而，只是明确了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外资并购，应当进行审查。但由谁审查、审查机制如何启动、审查的对象判定、审查的标准、审查程序、审查的法律效果等都没有规定。反垄断法对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只是做一种附带性的提示，具体规则的展开还有赖于专项规定的制定。遗憾的是，在反垄断法庞大的立法框架下，目前落实为具体规定的尚且只有《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这一项实施细则。

二、国家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

参照各国立法例，各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对“国家安全”的界定标准上各有侧重，但是在国防、军事、公共安全等领域均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然而，即便是以立法完善、执法科学著称的美国，在涉及国家安全审查的外资并购案时也往往表现出超越法律的狂热。美国1988年法对于国家安全审查机制所管辖的范围名义上只限于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外资并购项目，立法的最初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国防安全，并不考虑美国的国家经济安全等因素。但因其对“国家安全”没有明确的定义，在实践具有很大的灵活性，随着时代的变化，其管辖的范围已超过国防安全，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等也成为了审点。

从国家安全到国家经济安全，这其中反映了国家在政治诉求上的一种必然：对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护幼稚产业、维护民族企业的生存空间是必要的战略考量；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不同意识形态渗透的可能性、以及恐怖主义所带来的新威胁，纷纷从政治领域映射到了经济领域。可以说，国家经济安全审查的提出与强化更多所反映的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关键还在于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界定和解构，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不同国家来说，这一标准应该是不同的。

然而，政治诉求在法律上的反映不应是予取予求的，比如过多地强调“民族利益”反而会造成外资进入渠道上的阻塞，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_通过法律对政治诉求在度和量上加以限制，这或许才是设置相关法律规制的最终目的。因此，关键问题还是在于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界定和解构，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不同国家来说，这一标准应该是不同的。

三、国家经济安全标准的中国化再审视

(一)学理审视

从内容上看，产业安全与经济安全实质是指维护一国国民作为主体的产业权益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获得优势并且避免受到侵害。从范围上看，究竟哪些产业，哪些行业涉及产业安全与经济安全，哪些产业与行业需要重点保护，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确定：(1)是否不利于国家利益与公共秩序与安全的；(2)是否严重影响本国事业、企业活动以及我国幼稚行业、产业发展的；(3)是否关乎国计民生，或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外资并购并且这种并购行为有形成垄断，妨碍竞争之嫌的。

笔者以为，尽管“安全”界限模糊，但是将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解严格限缩在战略资源、石油资源等基础资源领域，金融、财政等高度敏感领域是十分必要的。这主要是出于维持国家经济发展、经济环境的稳定考虑，在程度上选取最容易导致经济动荡、甚至危机发生的产业。近者诸如金融领域，2008年的金融海啸并未在第一时间袭击中国大陆，这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政府对金融领域的严格管控，在时间表上并未对外资全面进驻中国金融业放行，这也给予中国金融业一个稍为宽裕的缓冲期。

(二)民族利益的特殊衡量

从凯雷收购徐工案，到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有关“民族利益”的讨论未曾休止。然而，何谓“民族利益”?更多时候，这似乎是一个被随意泛化的概念。外资进入后，随之而来的是外国资本的渗透，以及对外来品牌的扩张而挤占了本土品牌的担忧，这些似乎在外资真正进入之前就成了反对人士口中的原罪。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外国资本对中资的低买高卖本就是资本运作的常态模式，通过跨国并购实现品牌的重组和本土化亦是国际性营销的基本手段，那么，又何谈侵犯民族利益呢？

笔者以为，至少从现阶段看，宜于对国家经济安全采取严格标准，不附带考虑“民族利益”因素。这一方面是因为“民族利益”在个案中难于界定，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滥用对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合理阻却效应远大于安全保障效应。在外资并购时，可以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基础上，设立国家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专家领导小组，专门在政治层面对外资并购中威胁或可能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的并购行为进行审查：并购行为是否有谋求限制竞争，谋求垄断市场的意图；是否有压制我国新兴产业或者潜在的对我国幼稚产业压制倾向；并购方的资金来源是否与外国国家资本有连带的关系或者为外国政府所控制，以确保我国经济的安全。

(三)建立经济安全审查的程序制度

国家安全论文 篇6

关键词：外国文学；国家安全；教学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的、领土、政治制度、人民生命财产等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其中，国家文化安全是其构成之一，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问题是保持民族自身文化的特性并延续好这种特性。外国文学课程中的作品承载着太多外国文化的信息，对于帮助当代大学生正确认识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有特有的价值。此外，云南地处边疆，是中外文化交汇之处，重视文化安全对于国家安全保障也意义重大。基于国家战略与云南自身所处的实际地缘经济、政治的考量，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注入文化安全的信息与意识就成为了我们关注的思考点。

国家安全战略大致有霸权扩展型、谋求崛起型、专守防卫型与对外依附型四类。作为和平崛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谋求汲取外来文化滋养，实现内在自我更新的同时，也在积极谋求走出去的路径。在此形势下，文化安全成为了人们普遍关注的课题。文化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观的组成部分，与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从国家层面而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是探讨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脉络。但如果从云南地方文化的视角考量此问题，就不得不引入另一个文化元素，就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所以在外国文学课程中处理文化安全话题时，地方少数民族文化就是一个不能避开的话题，正因如此，我们在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除了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还要注意对少数民族文化意识的保护，即在学生开阔视野认识世界的同时，使其热爱自身的文化，增加对本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热爱。为此，我们在外国文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突出了讨论式教学和参与式教学，让学生在积极发挥教体地位作用的过程中，增强国家文化安全意识，为将来吸取外来文化精华，发展本民族文化打下比较牢固的思想基础。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重视学生对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的收集和整理，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讲到古希腊神话这一章节时，教师专门设置了一个课外讨论题，即收集一个或几个您小时候在家乡听到的传说或者神话故事，可以是少数民族的，收集到后进行分析，对故事中体现的地方文化进行评价。由于所在学校为地方高校，云南省的学生占多数，少数民族学生也不少，所以收集到的云南少数民族故事不少。课外收集结束后，教师组织学生课堂讨论1～2节课，进行课堂发言，要求学生将自己的核心观点表述出来，供全班思考商讨。此外，教师还借此讲解中西神话故事的区别，进一步让学生体会中西文化的区别。这样的讨论基本达到了使学生既理解、热爱本国本民族文化，同时又了解外来文化的目的。外国文学是以外国文化为主的，但只要我们开动脑筋，也可以将学生引入到中华文化的殿堂，做到中西文学与文化的汇通学习。从学科来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这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即将比较文学的相关理念加到外国文学。重点是比较诗学的概念，让学生既学会用西方的接受美学、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评析课本中的作品，又学会尝试用诸如“味”“气”等中国学术话语解读西方文学作品，这样可以将学生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思考置于中西文化汇通的层面。

其次，组织学生进行辩论赛，提高思辨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例如，教师在讲解到18世纪歌德时，歌德提出过“世界文学”的概念。联系此，教师组织了学生进行了一次课堂辩论赛，辩论赛的辩题是“世界多元文化要强调同”和“世界多元文化要强调异”。经过激烈辩论和教师提示，学生会意识到超越阶级的普世价值观是难于形成的，但不同文化之间可以有很多地方的相似，达成共识是有可能的。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尽管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发展道路各异、阶级属性各异，但国家富强是大多数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经济停滞、倒退，人民生活贫困是任何负责任的政府所不愿看到的。这样的活动，既灌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培养了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且能够培养学生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学会平等对话的意识，也促进学生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树立了发展自身文化的意识。

再次，注重教学知识的更新，积极促进学生了解外来文化，服务地方发展中心工作，主动融入云南发展。根据中央的要求，云南省的发展定位是建设民族团结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与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昆明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中的不少学生今后可能会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所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有意让学生体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风土人情，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以为将来的中文对外传播打下基础。在亚非文学讲授过程中，教师讲解当代泰国华文文学作家的小小说，并选取适合大学生理解的作品让学生排演成话剧在课堂进行表演。由于缺乏必要的表演技能的培训，学生的话剧表演还比较青涩，但为帮助学生理解泰国当代年轻人的想法提供了契机。鉴于建设成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定位，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大胆增加亚非文学比例，并且挑选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推荐学生学习。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增加了菲律宾民间文学专题、缅甸民间故事专题、柬埔寨民间故事专题、马来西亚民间故事专题、印度当代小说、泰华文学当代小小说专题、新加坡华文文学当代小小说专题等。缅甸民间故事《三个龙蛋的故事》生动演绎了中缅两国人民的亲情关系，缅甸人民从内心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深厚“胞波”情。我们国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间安全的好办法就是共同发展，增进彼此间的政治互信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很重要。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也要体现出自身文化的自信与远见。所以，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周边邻国要从年轻人做起，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央对云南发展提出的重要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也有着内在的关联，它们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以菲律宾民间文学为例，菲律宾少数民族史诗就来源于当地所特有的梯田种植。当地人在进行稻谷的耕作过程中传唱着特有的史诗。史诗没有靠文字记录，而是仅仅靠口头相传，具有了很浓重的“活态”化的特点，这种史诗既有着浓厚历史底蕴，又有着厚重的原生态的泥土气息。正因为这样，史诗还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使学生了解这些，对于提高学生的生态保护意识和自身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都是有益的。在进行外国文学课程建设的同时，可以围绕国家文化安全这一中心议题设置相关的课程。例如，笔者讲授的两门公选课“实用创新思维”和“中外文学名著赏析及其文化透视”，就有助于学生掌握文化创新的思路以及英国、法国、美国与德国等国的文化、历史。特别是在“中外文学名著赏析及其文化透视”这门课中笔者专门介绍了有关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的知识，深受学生好评。

最后，外国文学教学要适应网络技术、大数据时代的特点，更新传统文本细读的观念，教师要注重课程网站的建设，帮助学生从传统的纸质媒介的学习转变到网络媒介的学习。传统的纸质文本阅读就是单调的，但大数据时代的文本阅读是并置阅读，即在阅读一个文本时读者可以看到相关的各种观点的文章，并置阅读扩大了读者的视野和思考的空间。对学生的并置阅读，要注意这样几点：第一，要求学生学会从各种链接中进行信息的归纳整理，廓清基本观点种类、思路；第二，要学生对各种观点进行辨析，学会思考，结合原著和有关文学理论进行赏析、批评；第三，使学生得出自己的认识，运用学术语言和自有的语言阐述个人观点。师生之间的交流也可以在课后运用聊天工具进行在线交流，教师及时解答学生疑问。网络时代面临的问题是，大学生面对的信息增加，信息质量良莠不齐，教师在运用网络工具进行教学交流时，文化安全的意识在虚拟空间中也显现出来。教师在新媒体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族文化意识的培养、为人做事道理的提醒，并且要警惕网络有害文化的侵蚀。

外国文学教学不是静态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理应注入适合时代要求的精神品质，无论是专业学生还是普通的大学生，提高人文素质都不可或缺。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在专业课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鼓励学生今后既做好本国文化、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工作，也要积极融入地方和国家战略，做好本国文化、本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工作，维护好本国的文化安全。诚然，外国文学课程只能提供部分国家文化安全的载体，很难提供全面的文化安全的信息，但透过这门课至少传达给学生一点文化安全的意识信息也值得的。意识的培养靠单向的灌输还是不够的，不经意间的提示可能会给学生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依此可以着力提高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

参考文献：

[1]徐 亮。现代美学导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2]史 阳。菲律宾民间文学[M].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

[3]姜永仁。缅甸民间故事[M].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

国家安全论文 篇7

[论文摘要] 历史 上国债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产生的，后被赋予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但国债发行导致 财政 不可持续以致危及国家安全之事时有发生。国家安全非但不能与国债脱钩，反而更加倚重于国债。但与历史上的显性倚重不同，这种倚重是隐性的，而且是全方位的，指向未来的。

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我们熟知的，国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威胁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债作为央行公开 市场 业务的主要操纵工具更是 经济学 的常识。但国债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却被当代人忽视。历史上因政府滥用国债发行权利，导致的经济动荡甚至国家危机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笔者在此主要探讨国债与国家安全及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

一、国债的由来

历史上，欧洲基于特殊的 地理 条件，在 政治 上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任何试图统一的企图都会很快地被统治者的更换、内部起义或者外部入侵打破。战争给本来并不富庶的欧洲各国带来的财政压力是空前的。面对这种压力，欧洲各国政府的一个重要做法是培养税源。 工商 业能比 农业 带来更多、更稳定的 税收 ，因此各国政府都在战争的压力下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这种鼓励培养了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他们反过来反对政府以战争为借口的任意加赋。于是资产阶级限制封建王权的机构－－“议会”产生了。这样，欧洲国家的政府在给自己找到财源的同时也给自己套上了“枷锁”，他们不得不转而寻求税收以外的另一种筹资方式－－“借债”。

政府向民间借债自古有之，古罗马和

三、 国债 促进一国 经济 增长

众所周知，经济运行呈周期性特征，无论真实经济周期，还是货币性经济周期，政府支出带来的有效需求都有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国债是政府增支的必要手段。很多国家的经济史证明，不借用政府赤字 财政 政策 ，经济无法摆脱长期通货紧缩。同样，滚动发行的国债能为经济持续地注入资本，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持久的源动力。

经济理论界对国债的看法经历了古典 经济学 “基本否定”到现代经济学“趋利避害”的过程，说明理论界已经认识到，尽管国债有挤出效应、危及财政可持续性等副效应，但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上，国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经济中是否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凯恩斯的总量分析框架证明了经济中可能出现长期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为国债的经济意义发行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国债利率与 投资 回报率的比较。国债利率作为 成本 ，必须低于投资回报率，国债投资才是有效益的。前者取决于政府的信誉和资本 市场 的发达程度，后者大致等同于 社会 总体投资回报率。综上二者，如果国债的利率低于民间投资回报率，则可通过发债刺激经济，而且二者差别越大。越应该运用发债政策。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 篇8

维护国家安全并不以削弱人权保障为必要前提

国家安全关系到国家的存亡。纵观世界各国历史，无一不是有了政权、建立国家之后，就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以巩固政权。一国之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无不是以国家安全为前提。国家安全体系丧失之后的必然结果是国家灭亡、领土沦丧、政权陷落和人民流离失所。所以《咨询文件》认为，“第二十三条的旨意，就是以法律禁止任何有损国家、领土完整、统一及国家安全的行为”。（中文版第V页）“国家保护其公民免受外敌侵犯，确保公民在一个安稳、太平及有秩序的社会生活，追求理想，因此公民对国家负效忠的义务作为回报，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同上）

国际基本人权标准具有普遍性（universality），即应为各个自由、民主社会所尊重和落实。这种标准或准则主要体现在联合国大会于一九四八年通过的《国际人权宣言》里面。现代人权是指一种普遍的、人人皆可平等享有的权利；同时也是一种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权的这种普遍性和人权作为权利之一的特殊性要求各国政府提供各种条件以保证权利的实现。公民享有人权的程度不仅仅取决于物质条件，而且还取决于该国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以及政权的巩固程度。也就是说，国家安全是人们享有人权的第一个必要前提条件。而国家亦负有责任发展经济、提高民主水平，从而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条件、科技手段和其它条件。不可想象，某些非洲国家的人民能够在内战频繁、外敌（族）入侵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之下享有联合国人权公约提出的那些基本人权。国家都风雨飘摇，人民能够真正享有人权吗？

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二者冲突吗？

根据有些反对者的结论，为第二十三条立法必然会剥夺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这实际上是将国家与人权简单对立起来，无论从宪法学还是人权理论上讲都是站不住脚的。诚然，一国的民主程度会影响到该国公民人权实现的程度。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会以镇压人民、剥夺人权为立国的宗旨的，因而那样做会立即导致国家的灭亡或政府的更替。人权的享有程度的确也会受到各国体制的制约的。如果因为反对中国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或对中央政府不信任，从而认定香港特区不能伸张中国国家安全，那么这种逻辑是极为错误的。

这是因为，第一，根据基本法，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推广到香港；第二，这种认识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利；第三，进而言之，以这种理由坚持香港不立法将从事实上造成国将不国的事实。若按这些人的逻辑推论，国家安全立法就是违反人权，不立法就是伸张人权；如果万一在香港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香港政府将会无法可依，香港特区之于中央政府的义务也无法履行，香港社会就会进入无政府主义状态。从根本上讲，这不是香港人民的福祉之所在。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2）（3）款，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一“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可见，国际公约并没有凌驾于国家之上，或主张无国家疆域或无国家秩序的人权。因之，个人权利的行使不能凌驾于其它人权或集体安全和利益之上。

“自行立法”之下的人权保障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区“应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有人认为，“‘自行立法’的意思包括自行决定是否立法、立法程序、何时立法及立法内容等内容”（李柱铭语，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明报》）。李先生具有某些律师狡黠的一面，有意无意地省略“应”字；然而这个字是省略不得的。稍微有点语文知识的人是不会从“应自行立法”的字眼推断出它包括“自行决定是否立法”这一内容的。

根据“应自行立法”的要求，香港政府可以选择的只能是何时立和如何立，因为第二十三条已经指出了“立什么”即应立法的七项内容。可以“自行”立法无疑给香港政府提供了极大的立法空间。在基本法的统率之下，立法过程必须遵循某些不可减让的原则。首先，基本法第三章重申了国际人权公法中认定的那些基本人权准则，因而新的国家安全立法必须以此为依归，这是因为，从法律位阶理论上分析，香港立法机关的任何立法都必须受制于基本法这一最高法律，包括其中的法律原则。其次，基本法规定香港的普通法传统不变。因而，在立法咨询和起草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关注各普通法国家成文法和判例法的进展。其中，立法咨询不应仅限于普通法国家，因为国家安全和人权保障也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再次，我们固然可以参考各有关国家的立法模式或实践，但只有那些符合“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特区的实际情况的经验才是可被借鉴的。反对立法者往往用以点带面的方式，有意无意地夸大或隐瞒某种做法；他们或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此，我们必须具备敏锐的识别能力。

法须立，但须慎立

客观来讲，社会上反对立法者的呼声不应被忽视，因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而这正是沟通和咨询的目的。然而，我们也必须指出，任何过份政治化的或情绪化的讨论对立法只能是于事无补。

国家安全观论文 篇9

文章共分七个部分： 引言部分，提出写作论文的起由，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从国际政治学和信息科学的角度阐明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的相关概念，并找寻到安全、国家安全、信息、国家信息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冷战后，信息安全日渐突出。信息安全是指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可用性、保密性、可靠性和可控性，实质就是要保证信息系统及信息网络中的信息资源不因自然或人为的因素而遭到破坏、更改、泄露和非法占用。信息安全具有高度脆弱性和风险性、潜伏性和突发性、攻击源的多样性和防范对象的不确定性、安全主体的不对称性等特征。信息安全的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资源生态等领域。威胁信息安全的因素主要包括病毒、网络黑客、网络犯罪和垃圾信息等。

第二章，深入分析信息安全对我国和世界安全的影响。在信息网络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条件下，信息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石。主要体现在：信息安全成为影响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的维护更加困难，难以控制的“网上政治总动员”危害社会稳定，颠覆性宣传直接危及国家政权，国家形象更易遭受攻击和歪曲；信息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前提，它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全局，信息产业自身安全令人担忧，网络经济犯罪成为经济安全的顽疾，金融业遭受的安全挑战更加严重；信息安全对文化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网络文化帝国主义”威胁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遭到冲击；信息安全对军事安全的作用更加突出，“制信息权”对战争结局意义重大，信息威慑、网络信息战、黑客攻击与军事泄密严重威胁军事安全。

第三章，中国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威胁。中国的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信息安全技术水平也比较滞后，网络安全系数很低，信息安全现状不容乐观，主要从信息流动途径、发达国家的技术遏制及世界信息强国信息战略对我国的威胁和启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在本章中尤其分析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信息战略，以求对保障中国信息安全提供借鉴与思考。

第四章，从我国信息安全遭到挑战的原因分析，探讨包括我国在信息安全保障现状、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国民信息安全意识、基础信息产业严重依靠国外、立法不完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求对扞卫我国信息安全提供思考。同时还分析了全球信息化对我国信息安全的冲击与启示。

第五章，探讨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策略措施。主要是包括树立信息安全观在内的综合安全观。立足中国国情，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包括信息安全法律保障机制、信息安全政治保障机制、信息安全管理机制、信息安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机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国际机制；通过外交活动为确保信息安全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制定国际信息网络规则等方面的内容。 结语部分，简要阐述信息安全的研究价值和对中国信息安全战略的思考。

国家安全论文 篇10

国家安全是国家调控机制中一个重要因素，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安全”也是一个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依据一个国家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发展演变。时至今日，“国家安全”早已由狭义上的强调国家不受外敌入侵的军事安全扩展为一个广义的内容丰富的大体系。其内涵是一个由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共同构成的动态系统。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尽可能对不利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进行调控，实现国家的安定和预定的国家目标。代表国家的政治实体（政权和政治制度）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在满足现代国家特定的内外需求的同时，符合一定的国际行为规范。对外政策是政治实体试图适应或控制外部环境对内部影响的一系列行动方针或原则，对外政策能否奏效，取决于不同国家在国内治理和对外关系方面发挥效用的能力。从调控和治理之角度来说，国家对外政策是从属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在美国实现现代化及走向强国和超级强国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大力发展高科技，而且首先用于军事。军事科技又带动了高科技，进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是美国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保障其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战后不断提高科研经费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持续把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发展军事工业。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科研投入的比例一直雄居世界第一。70年代后继续大幅度增加。国防在美国的研发费用中占很大比重。战后美国几项关键性发明，如电子计算机、卫星通信、微电子处理器等，均直接产自于军事研究。即使是在冷战时期，“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也认为冷战竞争主要是在各自内部，即“看谁在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时干得最成功”，而不是靠军事手段。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西方国家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其发展自己生产力的能力”。美国政府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并在不同阶段根据内外情况变化进行调整，很大程度亦是因循了上述系统治国理念。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在冷战中占据主动，围绕“国家安全”进行国内外战略设计与调控，大力支持发展信息技术，资助并主导了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1957年苏联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先后签署了两个公共法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得以创建。这些部门的建立和相关科研预算经费的投入，有力地推动了军事安全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1962年，美国国防部设想建立一种能够保证美国国内外防卫力量在遭到苏联第一次核打击后仍具有生存和反击能力的指挥系统。随之，计算机专家提出了计算机“网络”的概念。1971年，高级研究计划署资助了一个项目———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把接受其补助金的大学的电脑在全国联网，实现了计算机“网络”这一设想。为了对该网络雏形进行统一技术管理，美国国防部于1974年主导建立了TCP（传输控制协议）和IP（因特网协议）（后合称为TCP/IP协议）。同年，美国国防部将TCP/IP协议公开，向全世界无条件地免费提供解决电脑网络之间通信的核心技术。五角大楼如此慷慨地向全球提供互联网技术和相关管理协议，其背后自有其深远的、颇具战略意义的谋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该互联网络是一套有明确假想敌的军事指挥系统，其指挥乃至控制功能需要与内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交换方能体现（亦即“知己知彼”）。另外，其他国家一旦应用此套技术并采纳其管理规范，就会在虚拟空间产生对“美国制造”网络的需求和依赖，这反过来又推动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开互联网技术，从军用推广至民用，促进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从历史根源的角度来看，自电子计算机互联技术诞生之日起，其应用和推广过程中存在的信息安全问题就相伴而生。但美国国家信息安全作为一种系统思想和战略，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政策实践上以国内为重点，国内、国外并举，围绕内部稳定和发展与维系全球事务主导地位之战略目标，在国内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内外环境特点，制定和适时调整对外政策。

二、网络时代美国信息安全战略之发展

信息安全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开始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克林顿政府以综合发展和综合治理相结合的理念为基础，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有机融合起来，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一方面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相关领域的研发；另一方面一步步构建信息安全领域的国家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外失去了最大的政治军事战略竞争对手，国内则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同时还要应付来自于欧洲和日本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此时上台的克林顿政府为应对这些新的挑战，提出国家安全战略三要点：以军事能力维护美国安全；重振美国经济；在国外推行“民主”。其中，“经济安全”是核心。克林顿政府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军事力量进行了结构性调整，继续加大研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尖端武器的力度，提高军事人员的素质。与此同时，开始着手信息安全领域的相关部署。1993年，美国政府提出兴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信息高速公路构想”，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同时加快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金融和股票市场的繁荣，使美国经济出现了有史以来不间断增长时间最长的时期。到了90年代后期，构建网络空间安全即为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战略思想被正式采纳，成为美国政府政策，信息安全的概念随之产生，然后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由此，网络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的信息安全政策就产生了。1998年5月，克林顿颁布第63号总统令———《克林顿政府对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政策》，首次提出了“信息安全”的概念和意义。该文件开宗明义“：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这两种力量相互促进相互依赖，但是也越来越依赖某些关键设施和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系统。”在2000年12月克林顿签署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信息安全”被囊括了进来。这标志着新的历史背景下，信息安全正式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关系上，克林顿政府坚持一切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要点为根本的政策。而在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实现经济安全战略目标方面，克林顿对外政策的第一大特点，是把计算机网络作为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因特网上的商业活动占得先机。1997年，通过因特网上进行的76亿美元商品交易中，美国就占了9/10；美国企业占了全世界网址的70%，占网上总收入的93%。正是基于对全球互联网贸易巨大潜力的认识，1997年7月，克林顿政府公布了网络贸易战略报告《全球网络贸易框架》，强烈要求宣布互联网络为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技术并制订行为准则。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自身优势，把它研制的互联网技术标准和制定的内部行为准则推广到全世界，把美国的标准作为全球的标准固定下来，从而在全球虚拟空间贸易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在对外关系方面，发展全球网络贸易并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已成为美国政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外交事务方面，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之显著特点是推行新霸权主义，大打“人权牌”，以图将美国的人权观和价值观推向全世界，这是克林顿政府安全战略对外部分的核心之一。其中，通过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美国精英治理价值观推广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在世界上推行美国的国际规则，克林顿很注意使用“软”的一手。他上台伊始即把在国外推动民主和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第三支柱。他提出的冷战后美国对外关系新战略的内容之一便是“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扩大民主和市场经济”，极力通过外交手段继续在国际社会中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克林顿政府为美国留下的最大一笔外交“遗产”，当属以“新干涉主义”“克林顿主义”等著名的一套“软”“硬”并重的“理论”。克林顿抛出的这套“人权高于”的“理论”，便是美国选择的修改现行国际规则的突破口。而全球推广互联网技术，能相对低成本、高效率地帮助美国政府突破他国境外信息准入屏障，将自己的观念即时传播至当地民众，对舆论造成影响。小布什2001年上台后不久就爆发了“9•11”恐怖袭击。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为保障美国国家信息安全，防止出现极端事件，美国政府进一步提高了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战略思想从防御为主转为攻防结合。2003年2月，美国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建立美国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响应系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此系统可谓是一个国家—民间，公共—私人合作机制。奥巴马2009年上台后，从军事安全角度，进一步强调网络空间战略的进攻能力和威慑性。同时，奥巴马政府将互联网信息安全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突破国家的便捷途径，对外推进国家利益以及推广自身认可的价值观。同年5月，奥巴马总统批准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评估报告：《网络空间政策评估———保障可信和强健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指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都是以信息系统为基础，……，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竞争的利益，制定出一个全面设想和计划，以解决美国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6月，美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络战司令部。2010年，白宫发表了《2010国家安全战略》，保证将信息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重点。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奥巴马时期网络安全战略的特点是，网络外溢效应凸显，虚拟空间的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国界线，同时也影响到了作为最初主导构建网络内外空间的美国政府所要处理的内外问题。

三、信息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目标是主动避免自身关键利益受到伤害，在内外环境中，争取最大程度的主导权。作为国家安全总体战略的一个部分，美国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也即为此目标服务。在当代，信息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后，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安全在美国的世界秩序构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乔治•里卡斯对美国的世界秩序作了贴切的描述：“首先是尽可能扩大和巩固生存空间，建立并巩固一种更为广泛的秩序，这种秩序在美国力量强大时是它自我表演的舞台；在遇到失败或力量相对衰落时是支持和复兴的力量；即使美国最终衰败时，也会“成为被人们铭记和仿效的楷模”。在网络时代，美国政治精英们相信“信息就是权力”。美国政府推行的信息安全战略是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服务的有力工具。美国对外安全战略总的要求是，防止敌对和不友好势力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美国的中心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它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信息安全无疑成为成本低、效果显，影响既广泛又深远的政策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内外政策相互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和国会动辄以“国家安全”对美国的内外政策加以诠释。“世界秩序”则日益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掩盖下“霸权有理”的代名词，它涵盖了美国由企图主宰世界到试图主导世界的策略上的转变过程。而信息安全则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中日益重要的内容。 国际规则是规制世界秩序的大法。美国对其信息主导地位的维护对全球信息安全规则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使其易于接受，美国对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重新进行了诠释，突出并强调该战略中的“国际性”，极力诠释其战略目标及实现手段和规则制定之“道德性”，意图在于通过“道德性”来掩盖美国争取国际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主导权以及相关利益的真实目的，通过“国际性”来印证其“道德性”。美国在实现手段和规则方面精心设计，力图使其显得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全球化和人类安全问题的时代潮流。2011年美国政府出台的第一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首次明确将互联网自由纳入维护网络安全政策体系之内，“将此项努力与二战后建立经济和军事安全的全球框架相提并论”。从这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文件可以看出，信息技术在21世纪快速发展与全球普及，已经对国际秩序造成了深远影响，美国作为国际社会霸主，意识到自己必须通过强调自身国家安全战略的“国际性”与“道德性”来重新构建其世界影响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网络技术和信息安全对于提高美国的综合国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力是一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参考标准，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美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重视“软”力量的作用。其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综合使用或交替使用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手段。约瑟夫•奈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冲突将让位于更危险的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属于不同文化范围的各个民族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正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支配权；他还认为，在当今时代“，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基欧汉和奈在论述信息与权力的关系时指出：“信息和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增进了美国观念和价值观在全球的认知和开放”；“在21世纪，广义的信息能力可能会成为最关键的权力资源”，“信息革命的最终影响是，改变政治进程，在软、硬权力的关系中，软权力比过去更为重要。”网络外交的出现，使软实力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向利用综合力量进行调控。克林顿上台后更加重视“软”力量，把美国式的民主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普遍原理在全世界推广。他在20世纪末向国会提交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必须致力于外交“，为防止冲突、促进民主、开放市场”等方面花的每一美元都肯定会在安全上得到回报。奥巴马总统则更加主动地出击，把《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称为“美国第一次针对网络空间制定全盘计划”。不难看出，美国政府是要将信息技术优势充分为己所用，营造有利于自身稳定与发展的外部环境，通过危机管理、推广民主和市场开放来塑造信息化时代的全球价值观，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进而巩固和提高国家实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自上世纪末，美国产业结构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以来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钢铁、石油、化工等产业的地位逐渐下降，以半导体、微电子、计算机、软件业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崛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微软、英特尔公司就已取代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当年的地位，成为美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至今，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伴随着这种变化，一批新的权势人物也涌现出来，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批新的权势人物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将逐渐在美国的政治权力架构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有能力通过参与或资助竞选、游说国会、制造和影响舆论等方式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酝酿和制定。鉴于信息技术产业如今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尤其是经贸政策和知识产权问题）时势必要考虑这一产业集团代表的利益与要求。

四、信息安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双刃剑”

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生产力的提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双刃剑”的角色也不可否认。对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对其国家安全和外交活动的影响更是双重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网络安全遇到的威胁日益严重。计算机病毒利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进行传播，对网络信息系统进行攻击和破坏，对外交信息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黑客攻击是另一种破坏程序，可给外交人员及国家带来严重影响，甚至威胁国家和地区的安全。近些年来，不单是美国，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也将信息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如，俄罗斯在2000年9月把国家信息化建设作为其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政府2010年10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网络战列为英国今后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网络已经直接影响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转，控制着世界信息流动和国际经济命脉如何切实维护网络安全，各国尚无万全之策，美国也不例外。对西方价值观，特别是人权观的影响愈发明显。批判理论家罗伯特•考克斯指出，社会结构是主体间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人类安全和人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美国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去“规范”全世界，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且占有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把“捍卫西方价值观”推到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前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一个重要政治理论“第三条道路”宣称的对外政策的两大实质，一是向全世界推广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二是推行“人权高于”“人权无国界”“有限”“过时论”等观念。美国在“互联网打上了美国价值观的烙印”。但美国自身也是精英治理与个人自由之间矛盾着的混合体，一边是现实，一边是信仰及理想。“美国价值观”在对外政策（人权问题、个人自由、道德观）方面定调太高，看上去很美，但真正落实起来，困难很多。如屡屡发生的美国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对国内，特别是对别国机构和重要人物的窃听丑闻，最有名的是斯诺登揭秘案例，就大大削弱了美国的“道德”影响力。正在逐渐削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地位。1999年，约瑟夫•奈在《信息革命与国际安全》一书中，把信息技术革命视为21世纪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主导地位、发挥更大作用的一种重要“软力量”。美国凭借其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方面的优势谋求全球信息化主导权，以获取“信息霸权”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21世纪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强化其“全球霸权”地位。迄今为止，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领域仍占有很大优势，确立并保持着“信息霸权”。他们深信自身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具有优越性和普世价值，同时对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心存偏见，在不完全了解这些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具体历史和现实国情的情况下，干涉别国内政，制造民族间、国家间和不同宗教间的矛盾，招致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嫉恨，为自己催生、培育了越来越多的对立面。一些宗教团体、政治党派、极端组织等也通过各种信息传输手段传播不利于、甚至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各种主张。从国家层面来看，全球网络信息空间主要的行为体仍是各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信息安全规范仍然缺位的情况下，各国均设法扩大本国网络空间安全边界来保障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合作与博弈并存。美国对此情况显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仍无法摆脱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判断，白宫在2011年5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构建一个繁荣、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世界》，被解读为既是“合作的邀请”又是“对抗的宣言”。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从标榜互联网“开放、共享、无国界”到借“网络自由”等抨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这些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其他国家或机构层级的抵制乃至对立。总的来看，美国在信息领域正经历从“霸权”到“王权”的转变过程。对国际关系概念和公共外交带来挑战。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空间技术的应用，传统的“国家“”领空”和“领土”等概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和传播旨在削弱、颠覆他国政权的信息、刺探情报或进行洗钱等活动，给国家安全增添了新的防范问题。1965年“公共外交”概念被首次提出并得到运用，该外交策略试图通过现代信息通讯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以帮助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推行。美国是“公共外交”的有力践行者，白宫大力开展思想文化传播，实施外交战略，在网络信息空间构建“公共外交”的实践场域。但通过互联网频频披露的美国政府之种种劣行，无疑也会损害美国的形象，侵蚀美国透过外交展现的“软”实力和“巧”力量。此外，信息安全“双刃剑”还体现在这些方面：（1）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美国的国家安全正遭受着越来越大的非传统威胁，对传统国家政治治理模式造成了挑战。（2）政府权威受到进一步挑战，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社会运动等都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变量，削弱了美国及许多国家政府对本国事务的控制能力；国家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在网络上受到更多质疑的同时，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理更加困难，对外交议程的控制力也会相应减少，如美国国防部因无法合理解释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事件而在网上广受诟病。（3）面临更多的国内外问题。美国虽在建立其国际安全体系方面“成就”显著，但用于“国家安全”上的开支增加迅猛，这固然刺激和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背负着过多的支出；它既可提高国家的安全系数，同时也增加了易受攻击的“软肋”。

五、结语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政治精英们为了维护国家内部的稳定和发展，巩固和保持其国际超级强国地位，围绕着“国家安全”进行内外战略设计与调控，大力发展信息技术，资助并主导了全球化时代的互联网之产生与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美国政府已经构建了颇为完整的信息安全战略，在其国家安全框架下，从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多个方面统筹指导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总的说来，美国发展信息技术，将科技创新为己所用，迅速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一条有效措施，是使国家信息安全与国家发展和国际地位之巩固紧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美国虽在建立自己的信息安全体系和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它自身在调控信息安全，主导对外政策的同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内外因素之制约。从美国自身战略设计的角度来看，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国家信息安全作为支撑美国国家发展的一个庞大体系，涉及面非常之广泛。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国际环境的复杂与多元，加上与国内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个部分出现误判，都有可能使整个系统出现漏洞，使得其他部分和其他环节的工作化为乌有。若一味强势追求自身“信息安全”，既有力不从心之虞，也会增加国际合作的难度，恐生过犹不及之忧。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 篇11

为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监察执法队伍建设，提高煤矿安全监察人员执法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年培训班计划安排，经研究，决定举办两期煤矿安全监察人员执法资格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未取得煤矿安全监察执法证的人员。

二、培训内容

1.行政执法法律基础

2．煤矿安全生产监察相关法律法规

3．煤矿安全监察执法文书

4．事故报告与调查处理

5．煤矿灾害防治与监察

6．矿井安全监测监控

7.煤矿安全监察信息处理

8.安全设计审查与竣工验收

9.应急救援与抢险救灾

10.公务员法及实施条例

三、培训时间、地点

1．培训时间

第十五期培训班：8月21日至9月3日（20日报到）；

第十六期培训班：10月15日至28日（14日报到）。

2．培训地点

中国煤矿安全技术培训中心（地址：**科技学院兴安苑交流中心）。

四、具体要求

1.本次培训班由中国煤矿安全技术培训中心承办。请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积极组织人员参加，并于开班之日前7天将回执表（见附件）传真至中国煤矿安全技术培训中心（联系人：**，联系电话：**

2．培训费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统一支付，食宿费自理。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 篇12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安全生产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决定，在安全监管监察系统开展思考研究安全生产若干重要问题论文征集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安全发展”指导原则，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一系列方针、政策，落实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党组总体工作部署，深刻分析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安全生产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新形势新任务、新矛盾新课题，通过开展深入研究，理性思考，把握特点，探索规律，推动以“安全发展”为核心的安全生产理论创新，建立安全监管监察长效机制，促进全国安全生产状况的持续稳定好转。

二、论文选题的参考范围

1．巩固发展百日安全督查工作成效。这次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有哪些特点；取得哪些切实成效；还存在着哪些问题，如何改进提高；今后的督查工作如何进行。

2．深入持久抓好隐患排查治理。隐患排查治理是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的基本途径，也是加强安全监管的有效措施。如何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如何使这项工作在基层得到落实，取得实效。

3．加大安全生产工作力度。如何做到安全生产警钟长鸣；通过什么方法和途径，才能保持高压态势，并使安全生产工作常抓常新；北京奥运会之后以及下一阶段，如何有效防止事故反弹。

4．营造有利于加强安全生产的舆论环境。怎样形成强大的舆论环境，凝聚全党全社会共识，为加强安全生产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5．抓好煤矿这个重中之重。如何贯彻落实太原“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座谈会”和辽宁“全国煤矿瓦斯治理现场会”精神，建立“通风可靠、抽采达标、监控有效、管理到位”的瓦斯综合治理工作体系，继续整顿关闭不合法、不合格的小煤矿，深化煤矿安全两个攻坚战。

6．抓好各行业（领域）重点工作。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烟花爆竹等行业领域，安全监管监察的基本思路和要点是什么；当前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7．探索实行分类指导、重点监管。如何通过普查、评估、会诊等方法，对企业安全生产进行科学分类，明确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监管监察工作重点；如何强化责任，逐级落实责任，确保监管监察到位。

8．加强监管监察队伍建设。近年来队伍建设的基本经验、最大教训是什么；采取哪些得力措施，让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机关这个“龙头”摆起来；如何提高各级安全监管监察人员的业务素质。

9．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如何才能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安全生产立法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10．加强执法体系和执法队伍建设。如何建立健全安全监管监察执法体系，当前的薄弱环节是什么；如何建立健全与安全监管监察繁重任务相适应的执法队伍。

11．完善执法手段和途径。现阶段安全监管监察执法有哪些手段和途径，如何用好这些手段和途径。

12．加强和改进联合执法。采取哪些办法，才能充分调动相关部门的积极性，提高联合执法的效率效能。

13．落实“两个主体责任”。目前存在的突出矛盾、主要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如何建立促使“两个主体责任”落实到位的工作机制。

14．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工作。从生产三要素（劳动场所、劳动工具、劳动者）分析，目前各类企业特别是高危行业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

15．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治标包括哪些内容；治本包括哪些内容；如何才能做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16．完善控制考核指标体系。如何进一步增强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指标体系的权威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采取哪些行之有效措施，推动指标体系落实，确保目标实现。

17．建立长效机制。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从哪些环节着手建立长效机制。

18．支撑体系的构成。支撑体系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由哪些子体系构成；支撑体系建设的现状，存在哪些薄弱环节；当前要突出抓好的工作是什么。

19．科技支撑体系建设。安全生产科技支撑体系的职能任务是什么；如何建立健全科技支撑体系，发挥相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作用；如何建立强大的安全生产专家队伍，发挥专家的作用；安全生产科研攻关的主攻方向和技术进步的重点是什么，*年和今后两年要在哪些重点课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20．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应急救援体系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当前应着力抓好哪些环节的工作。

21．发挥协会和事业单位的作用。协会和事业单位如何服从服务于安全生产这个中心，围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党组的总体部署和阶段性任务开展工作；采取什么办法措施，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督查检查、评估评价、普查调查、咨询服务等方面的作用。

22．利用好外部资源。如何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参与支持安全生产工作。

三、论文的基本要求

1．以上所列22个论文选题为参考范围，可在此范围内根据研讨需要自定题目，但要紧紧围绕所列研讨方向。

2．论文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既要体现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又要理论联系实际，回答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增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3．论文要紧扣主题，观点正确，思路和逻辑关系比较清晰，语言比较精炼，力求数据准确，列举事例具体，分析问题深入，善于抓住本质，把握规律性。

4．论文个人或集体署名均可，字数在3000字左右，请于*年8月底前，将论文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政法司，来稿请写明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联系电话。

四、论文的组织与评选

1．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成立评审领导小组。组长由总局领导担任，成员由总局办公厅、政法司、协调司、监管一司、监管二司、危化司、人事培训司、直属机关党委和煤矿安监局综合司、安全监察司，应急指挥中心等单位负责同志组成。有关组织协调工作由政法司负责。

2．论文的组织、推荐工作，分别由各单位负责。征文期间，各单位推荐稿数不限。

3．奖项分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4．获奖论文将汇集成册，编印《安全生产优秀论文集》，并予以奖励。

五、工作要求

1．搞好发动，积极参与。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及时召开全体干部会议，进行广泛的思想发动，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积极参与论文征集活动，为搞好安全生产献计献策。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 篇13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5-0004-02

党的十以来，顺应时展要求和国家利益需要，坚持把国家安全问题放在当今世界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加以思考，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运筹，强调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2014年4月15日上午，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安全观中提到“从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来看，主要存在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叠加，面临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安全风险挑战。”

而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也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对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安全现状的分析，有利于认清楚当前意识形态安全形势，从而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从国内人民意识形态淡化和国外分裂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状况两方面来阐述。

一、国内人民意识形态淡化

1.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繁荣的背后带来了很多问题。社会两极分化拉大，贫富差距明显，区域、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公共服务覆盖面不够。人民面对教育成本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压力，部分人并不是利用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财富，而是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获得大量财富。但同时社会还有一些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的人需要帮助。这些问题使部分群众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产生怀疑和不信任，使党的形象和威信受到严重破坏，一些群众开始失去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2.部分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低，功利主义倾向突出

一直以来，党都是先进理论的引入者和教育者。而作为教育者的党员干部，现在的意识形态素养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严重不足。一些干部中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突出。而意识形态则成了抽象的政治概念和标语化的口号，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今社会的问题结合起来，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员内部的精神力量和行为准则。党员干部追求短期的效用，而没有从培养党员队伍的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素质这一远大目标作为指导，使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不成体系，并不能化为内在的动力和行为准则。所以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应提升党员干部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针对性地聘请专业老师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使其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使其增加同当今社会思潮对话的能力。例如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等等。党员干部要有能力从理论上对这些理论进行分析以拆穿它分裂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政治理念，形成稳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

3.部分高校师生存在意识形态安全危机

青年学生是国家的脊梁，把握着未来发展的趋势，担负着中国社会进步的责任，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但是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不容乐观。2014年11月13日，辽宁日报记者走遍大半个中国，深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5座重点高校教育城市的20所高校，用了半个月时间，听了将近百堂专业课。在对多地区高校文科课堂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发表了《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一文，文中概括出三种问题：“第一是缺乏理论认同。解密马克思恩格斯的‘隐私’。将同中国历史上的帝王进行不恰当比较，解构历史。二是缺乏政治认同。将中国社会中出现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等问题归结为理论错误。第三是缺乏情感认同。教学生利用“厚黑学”明哲保身。”[1]此文客观反映了我国高校中存在的师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够，信仰缺失。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中，教师是关键。如果教师都教给学生如此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信仰、处事原则，那么怎么确保我们可爱的学生们能有崇高的社会主义信仰和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呢？高校师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危机责任在老师。所以应严把教师政治素质关，把政治立场作为聘用教师的主要标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首先应该是信仰教育。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以文化软实力为重点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对此，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国际国内形势教育，使他们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定位，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存在的机遇与挑战。

二、国外分裂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1.文化产品输出

目前，在世界文化市场上，文化输出大国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美国、欧盟、日本。以图书刊物、音像制品、网络产品为代表的大量文化产品冲击着我国文化市场。国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随着未曾筛选的文化产品汹涌而来。青少年群体是我国未来的希望，然而青少年大多比较感性，思想上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他们喜欢新鲜事物，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产品所包含的价值观。这些文化商品一边收获巨大的经济利润，一边传播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我国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对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产生好奇和模仿。我国的民族文化传统被侵蚀、我国文化独立性被破坏、甚至我国文化有被同化的倾向。大量外国文化产品的输入，冲击了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归属感，并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我党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我国也应不断加强文化产品的发展，增加文化产品输出。通过文化产品向世界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扩大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影响力，从而粉碎西方利用文化分裂我国的目的。

2.宗教渗透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学术工作的逐步恢复，基督教的研究也随之复苏。由于教内人才的奇缺和教外人士的兴趣，所以研究者以教外学者为主，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也具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特色。在90年代，基督宗教研究在学者们的努力下继续发展。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已经超过1949年起30年间那些毫无学术性科研的书文好几百倍，还有哲学、伦理、教育、文学、艺术、美学、甚至教义神学等方面的研究。除了研究内容大大扩展之外，研究人员也已从少数社会科学院内的研究者，向高等院校的教师扩展。”[2]

在西方分裂势力主导的意识形态高校渗透计划中，利用文化宣传宗教已经成为一种隐性形式。一些宗教组织和民间组织以“学术交流”的旗号，资助国内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翻译出版以宣传宗教为目的的图书，并且组织开设带有宣传教义性质的研讨课和讲座，这一类的利用文化宣传宗教，是境外敌对势力争夺我国大学生的重要举措。

3.利用各种名目基金、智库、网站掌控我国社会思潮

西方国家和其私人资本大财团出巨资，打造自己的学者、智库和网站，培育自己的政治理论人才，以“学者”和“思想家”的身份对外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掌控社会思潮的话语权。由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的《2013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报告》指出：“部级有组织网络攻击频发，我国部分重要网络信息系统遭受渗透入侵，2013年comCERT监测发现境内1.5万台主机被APT木马控制。2013年，境内6.1万个网站被境外通过植入后门实施控制，较2012年大幅增长62.1%；针对境内网站的钓鱼站点有90.2%位于境外；境内1 090万余台主机被境外控制服务器控制，主要分布在美国、韩国和中国香港，其中美国占30.2%，控制主机数量占被境外控制主机总数的41.1%。”这些由境外控制的网站目的就是通过国内网站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实现对我国“不战而胜”的政治解构的战略意图。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夸耀资本主义的思潮迭起，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指导权和支配地位。

尤其2014年发生的非法“占中”活动，就是香港少数激进团体在外部势力的怂恿下，围绕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精心策动的一场香港版的“”。策动“”是一些西方国家打着“民主化”的旗号、颠覆他国政权的惯用伎俩。随着我国不断发展，其对我国的渗透破坏指向越加明显，活动越加猖獗，加紧实施网上“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铸魂与蛀魂，固根与毁根，较量更加激烈，成为我国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面临的重大现实危险。

参考文献：

[1]辽宁日报编辑部。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N].2014-11-

国家安全论文 篇14

为了深入分析我国烟花爆竹行业发展现状与安全生产状况，探索实现安全发展的途径与方法，努力推动安全生产科技与管理创新工作，进一步加快工厂化、标准化、机械化、科技化、集约化步伐，不断提高烟花爆竹行业安全生产水平，有效预防烟花爆竹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烟花爆竹行业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定于*年6月下旬在江西省南昌市举办*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论坛（以下简称论坛）。为做好论坛的各项准备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内容和专题

（一）论坛主要内容

深入探讨有关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方面的重点问题，研讨与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密切相关的技术研发、规范化管理等问题，学习和交流国内外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等。

1.深入分析我国烟花爆竹行业安全生产现状，研究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管方法，有效预防事故发生；

2.研讨进一步推动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工厂化建设工作，不断完善安全生产条件；

3.研讨烟花爆竹产品、生产设备和安全管理的标准化工作，促进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建设；

4.研讨在烟花爆竹造粒、结鞭、制引、插引等工序实现机械化的途径和方法，提高行业机械化水平；

5.研讨安全型烟火药、安全型产品、生产工艺的研发和推广问题，提升行业科技化水平；

6.研讨烟花爆竹生产集约化发展的途径和措施；

7.研讨烟花爆竹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和从业人员培训教育问题，提高从业人员安全素质。

（二）论坛专题

围绕论坛的主要内容，设以下5个专题：

1.我国烟花爆竹行业发展现状与安全生产对策；

2.提高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工厂化、标准化、机械化水平；

3.积极推进烟花爆竹行业的科技创新和集约化生产；

4.培养高素质的烟花爆竹专业人才；

5.烟花爆竹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二、代表名额及组织报名

三、论文征集

根据论坛的主要内容和专题，请各省级安全监管局在本地区广泛征集论文（每个地区的论文不少于1篇，论文篇幅限定在6000字以内），在认真审查、把关的基础上，推荐论坛演讲论文及主讲人。请将论文的电子文稿和主讲人名单于*年5月25日前提交中国民用***流通协会。

网络时代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论文 篇15

一、美国国家安全的发展及网络时代信息安全之源起

国家安全是国家调控机制中一个重要因素，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安全”也是一个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依据一个国家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发展演变。时至今日，“国家安全”早已由狭义上的强调国家不受外敌入侵的军事安全扩展为一个广义的内容丰富的大体系。其内涵是一个由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共同构成的动态系统。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尽可能对不利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进行调控，实现国家的安定和预定的国家目标。代表国家的政治实体（政权和政治制度）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在满足现代国家特定的内外需求的同时，符合一定的国际行为规范。对外政策是政治实体试图适应或控制外部环境对内部影响的一系列行动方针或原则，对外政策能否奏效，取决于不同国家在国内治理和对外关系方面发挥效用的能力。从调控和治理之角度来说，国家对外政策是从属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在美国实现现代化及走向强国和超级强国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大力发展高科技，而且首先用于军事。军事科技又带动了高科技，进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是美国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保障其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战后不断提高科研经费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持续把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发展军事工业。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科研投入的比例一直雄居世界第一。70年代后继续大幅度增加。国防在美国的研发费用中占很大比重。战后美国几项关键性发明，如电子计算机、卫星通信、微电子处理器等，均直接产自于军事研究。即使是在冷战时期，“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也认为冷战竞争主要是在各自内部，即“看谁在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时干得最成功”，而不是靠军事手段。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西方国家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其发展自己生产力的能力”。美国政府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并在不同阶段根据内外情况变化进行调整，很大程度亦是因循了上述系统治国理念。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在冷战中占据主动，围绕“国家安全”进行国内外战略设计与调控，大力支持发展信息技术，资助并主导了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1957年苏联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先后签署了两个公共法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得以创建。这些部门的建立和相关科研预算经费的投入，有力地推动了军事安全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1962年，美国国防部设想建立一种能够保证美国国内外防卫力量在遭到苏联第一次核打击后仍具有生存和反击能力的指挥系统。随之，计算机专家提出了计算机“网络”的概念。1971年，高级研究计划署资助了一个项目———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把接受其补助金的大学的电脑在全国联网，实现了计算机“网络”这一设想。为了对该网络雏形进行统一技术管理，美国国防部于1974年主导建立了TCP（传输控制协议）和IP（因特网协议）（后合称为TCP/IP协议）。同年，美国国防部将TCP/IP协议公开，向全世界无条件地免费提供解决电脑网络之间通信的核心技术。五角大楼如此慷慨地向全球提供互联网技术和相关管理协议，其背后自有其深远的、颇具战略意义的谋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该互联网络是一套有明确假想敌的军事指挥系统，其指挥乃至控制功能需要与内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交换方能体现（亦即“知己知彼”）。另外，其他国家一旦应用此套技术并采纳其管理规范，就会在虚拟空间产生对“美国制造”网络的需求和依赖，这反过来又推动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开互联网技术，从军用推广至民用，促进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从历史根源的角度来看，自电子计算机互联技术诞生之日起，其应用和推广过程中存在的信息安全问题就相伴而生。但美国国家信息安全作为一种系统思想和战略，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政策实践上以国内为重点，国内、国外并举，围绕内部稳定和发展与维系全球事务主导地位之战略目标，在国内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内外环境特点，制定和适时调整对外政策。

二、网络时代美国信息安全战略之发展

信息安全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开始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克林顿政府以综合发展和综合治理相结合的理念为基础，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有机融合起来，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一方面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相关领域的研发；另一方面一步步构建信息安全领域的国家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外失去了最大的政治军事战略竞争对手，国内则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同时还要应付来自于欧洲和日本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此时上台的克林顿政府为应对这些新的挑战，提出国家安全战略三要点：以军事能力维护美国安全；重振美国经济；在国外推行“民主”。其中，“经济安全”是核心。克林顿政府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军事力量进行了结构性调整，继续加大研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尖端武器的力度，提高军事人员的素质。与此同时，开始着手信息安全领域的相关部署。1993年，美国政府提出兴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信息高速公路构想”，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同时加快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金融和股票市场的繁荣，使美国经济出现了有史以来不间断增长时间最长的时期。到了90年代后期，构建网络空间安全即为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战略思想被正式采纳，成为美国政府政策，信息安全的概念随之产生，然后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由此，网络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的信息安全政策就产生了。1998年5月，克林顿颁布第63号总统令———《克林顿政府对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政策》，首次提出了“信息安全”的概念和意义。该文件开宗明义“：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这两种力量相互促进相互依赖，但是也越来越依赖某些关键设施和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系统。”在2000年12月克林顿签署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信息安全”被囊括了进来。这标志着新的历史背景下，信息安全正式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关系上，克林顿政府坚持一切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要点为根本的政策。而在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实现经济安全战略目标方面，克林顿对外政策的第一大特点，是把计算机网络作为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因特网上的商业活动占得先机。1997年，通过因特网上进行的76亿美元商品交易中，美国就占了9/10；美国企业占了全世界网址的70%，占网上总收入的93%。正是基于对全球互联网贸易巨大潜力的认识，1997年7月，克林顿政府公布了网络贸易战略报告《全球网络贸易框架》，强烈要求宣布互联网络为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技术并制订行为准则。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自身优势，把它研制的互联网技术标准和制定的内部行为准则推广到全世界，把美国的标准作为全球的标准固定下来，从而在全球虚拟空间贸易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在对外关系方面，发展全球网络贸易并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已成为美国政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外交事务方面，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之显著特点是推行新霸权主义，大打“人权牌”，以图将美国的人权观和价值观推向全世界，这是克林顿政府安全战略对外部分的核心之一。其中，通过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美国精英治理价值观推广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在世界上推行美国的国际规则，克林顿很注意使用“软”的一手。他上台伊始即把在国外推动民主和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第三支柱。他提出的冷战后美国对外关系新战略的内容之一便是“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扩大民主和市场经济”，极力通过外交手段继续在国际社会中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克林顿政府为美国留下的最大一笔外交“遗产”，当属以“新干涉主义”“克林顿主义”等著名的一套“软”“硬”并重的“理论”。克林顿抛出的这套“人权高于”的“理论”，便是美国选择的修改现行国际规则的突破口。而全球推广互联网技术，能相对低成本、高效率地帮助美国政府突破他国境外信息准入屏障，将自己的观念即时传播至当地民众，对舆论造成影响。小布什2001年上台后不久就爆发了“9•11”恐怖袭击。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为保障美国国家信息安全，防止出现极端事件，美国政府进一步提高了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战略思想从防御为主转为攻防结合。2003年2月，美国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建立美国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响应系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此系统可谓是一个国家—民间，公共—私人合作机制。奥巴马2009年上台后，从军事安全角度，进一步强调网络空间战略的进攻能力和威慑性。同时，奥巴马政府将互联网信息安全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突破国家的便捷途径，对外推进国家利益以及推广自身认可的价值观。同年5月，奥巴马总统批准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评估报告：《网络空间政策评估———保障可信和强健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指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都是以信息系统为基础，……，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竞争的利益，制定出一个全面设想和计划，以解决美国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6月，美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络战司令部。2010年，白宫发表了《2010国家安全战略》，保证将信息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重点。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奥巴马时期网络安全战略的特点是，网络外溢效应凸显，虚拟空间的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国界线，同时也影响到了作为最初主导构建网络内外空间的美国政府所要处理的内外问题。

三、信息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目标是主动避免自身关键利益受到伤害，在内外环境中，争取最大程度的主导权。作为国家安全总体战略的一个部分，美国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也即为此目标服务。在当代，信息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后，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安全在美国的世界秩序构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乔治•里卡斯对美国的世界秩序作了贴切的描述：“首先是尽可能扩大和巩固生存空间，建立并巩固一种更为广泛的秩序，这种秩序在美国力量强大时是它自我表演的舞台；在遇到失败或力量相对衰落时是支持和复兴的力量；即使美国最终衰败时，也会“成为被人们铭记和仿效的楷模”。在网络时代，美国政治精英们相信“信息就是权力”。美国政府推行的信息安全战略是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服务的有力工具。美国对外安全战略总的要求是，防止敌对和不友好势力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美国的中心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它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信息安全无疑成为成本低、效果显，影响既广泛又深远的政策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内外政策相互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和国会动辄以“国家安全”对美国的内外政策加以诠释。“世界秩序”则日益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掩盖下“霸权有理”的代名词，它涵盖了美国由企图主宰世界到试图主导世界的策略上的转变过程。而信息安全则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中日益重要的内容。 国际规则是规制世界秩序的大法。美国对其信息主导地位的维护对全球信息安全规则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使其易于接受，美国对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重新进行了诠释，突出并强调该战略中的“国际性”，极力诠释其战略目标及实现手段和规则制定之“道德性”，意图在于通过“道德性”来掩盖美国争取国际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主导权以及相关利益的真实目的，通过“国际性”来印证其“道德性”。美国在实现手段和规则方面精心设计，力图使其显得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全球化和人类安全问题的时代潮流。2011年美国政府出台的第一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首次明确将互联网自由纳入维护网络安全政策体系之内，“将此项努力与二战后建立经济和军事安全的全球框架相提并论”。从这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文件可以看出，信息技术在21世纪快速发展与全球普及，已经对国际秩序造成了深远影响，美国作为国际社会霸主，意识到自己必须通过强调自身国家安全战略的“国际性”与“道德性”来重新构建其世界影响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网络技术和信息安全对于提高美国的综合国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力是一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参考标准，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美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重视“软”力量的作用。其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综合使用或交替使用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手段。约瑟夫•奈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冲突将让位于更危险的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属于不同文化范围的各个民族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正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支配权；他还认为，在当今时代“，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基欧汉和奈在论述信息与权力的关系时指出：“信息和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增进了美国观念和价值观在全球的认知和开放”；“在21世纪，广义的信息能力可能会成为最关键的权力资源”，“信息革命的最终影响是，改变政治进程，在软、硬权力的关系中，软权力比过去更为重要。”网络外交的出现，使软实力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向利用综合力量进行调控。克林顿上台后更加重视“软”力量，把美国式的民主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普遍原理在全世界推广。他在20世纪末向国会提交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必须致力于外交“，为防止冲突、促进民主、开放市场”等方面花的每一美元都肯定会在安全上得到回报。奥巴马总统则更加主动地出击，把《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称为“美国第一次针对网络空间制定全盘计划”。不难看出，美国政府是要将信息技术优势充分为己所用，营造有利于自身稳定与发展的外部环境，通过危机管理、推广民主和市场开放来塑造信息化时代的全球价值观，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进而巩固和提高国家实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自上世纪末，美国产业结构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以来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钢铁、石油、化工等产业的地位逐渐下降，以半导体、微电子、计算机、软件业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崛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微软、英特尔公司就已取代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当年的地位，成为美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至今，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伴随着这种变化，一批新的权势人物也涌现出来，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批新的权势人物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将逐渐在美国的政治权力架构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有能力通过参与或资助竞选、游说国会、制造和影响舆论等方式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酝酿和制定。鉴于信息技术产业如今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尤其是经贸政策和知识产权问题）时势必要考虑这一产业集团代表的利益与要求。

四、信息安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双刃剑”

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生产力的提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双刃剑”的角色也不可否认。对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对其国家安全和外交活动的影响更是双重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网络安全遇到的威胁日益严重。计算机病毒利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进行传播，对网络信息系统进行攻击和破坏，对外交信息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黑客攻击是另一种破坏程序，可给外交人员及国家带来严重影响，甚至威胁国家和地区的安全。近些年来，不单是美国，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也将信息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如，俄罗斯在2000年9月把国家信息化建设作为其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政府2010年10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网络战列为英国今后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网络已经直接影响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转，控制着世界信息流动和国际经济命脉如何切实维护网络安全，各国尚无万全之策，美国也不例外。对西方价值观，特别是人权观的影响愈发明显。批判理论家罗伯特•考克斯指出，社会结构是主体间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人类安全和人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美国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去“规范”全世界，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且占有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把“捍卫西方价值观”推到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前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一个重要政治理论“第三条道路”宣称的对外政策的两大实质，一是向全世界推广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二是推行“人权高于”“人权无国界”“有限”“过时论”等观念。美国在“互联网打上了美国价值观的烙印”。但美国自身也是精英治理与个人自由之间矛盾着的混合体，一边是现实，一边是信仰及理想。“美国价值观”在对外政策（人权问题、个人自由、道德观）方面定调太高，看上去很美，但真正落实起来，困难很多。如屡屡发生的美国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对国内，特别是对别国机构和重要人物的窃听丑闻，最有名的是斯诺登揭秘案例，就大大削弱了美国的“道德”影响力。正在逐渐削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地位。1999年，约瑟夫•奈在《信息革命与国际安全》一书中，把信息技术革命视为21世纪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主导地位、发挥更大作用的一种重要“软力量”。美国凭借其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方面的优势谋求全球信息化主导权，以获取“信息霸权”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21世纪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强化其“全球霸权”地位。迄今为止，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领域仍占有很大优势，确立并保持着“信息霸权”。他们深信自身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具有优越性和普世价值，同时对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心存偏见，在不完全了解这些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具体历史和现实国情的情况下，干涉别国内政，制造民族间、国家间和不同宗教间的矛盾，招致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嫉恨，为自己催生、培育了越来越多的对立面。一些宗教团体、政治党派、极端组织等也通过各种信息传输手段传播不利于、甚至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各种主张。从国家层面来看，全球网络信息空间主要的行为体仍是各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信息安全规范仍然缺位的情况下，各国均设法扩大本国网络空间安全边界来保障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合作与博弈并存。美国对此情况显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仍无法摆脱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判断，白宫在2011年5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构建一个繁荣、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世界》，被解读为既是“合作的邀请”又是“对抗的宣言”。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从标榜互联网“开放、共享、无国界”到借“网络自由”等抨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这些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其他国家或机构层级的抵制乃至对立。总的来看，美国在信息领域正经历从“霸权”到“王权”的转变过程。对国际关系概念和公共外交带来挑战。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空间技术的应用，传统的“国家“”领空”和“领土”等概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和传播旨在削弱、颠覆他国政权的信息、刺探情报或进行洗钱等活动，给国家安全增添了新的防范问题。1965年“公共外交”概念被首次提出并得到运用，该外交策略试图通过现代信息通讯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以帮助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推行。美国是“公共外交”的有力践行者，白宫大力开展思想文化传播，实施外交战略，在网络信息空间构建“公共外交”的实践场域。但通过互联网频频披露的美国政府之种种劣行，无疑也会损害美国的形象，侵蚀美国透过外交展现的“软”实力和“巧”力量。此外，信息安全“双刃剑”还体现在这些方面：（1）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美国的国家安全正遭受着越来越大的非传统威胁，对传统国家政治治理模式造成了挑战。（2）政府权威受到进一步挑战，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社会运动等都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变量，削弱了美国及许多国家政府对本国事务的控制能力；国家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在网络上受到更多质疑的同时，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理更加困难，对外交议程的控制力也会相应减少，如美国国防部因无法合理解释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事件而在网上广受诟病。（3）面临更多的国内外问题。美国虽在建立其国际安全体系方面“成就”显著，但用于“国家安全”上的开支增加迅猛，这固然刺激和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背负着过多的支出；它既可提高国家的安全系数，同时也增加了易受攻击的“软肋”。

五、结语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政治精英们为了维护国家内部的稳定和发展，巩固和保持其国际超级强国地位，围绕着“国家安全”进行内外战略设计与调控，大力发展信息技术，资助并主导了全球化时代的互联网之产生与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美国政府已经构建了颇为完整的信息安全战略，在其国家安全框架下，从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多个方面统筹指导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总的说来，美国发展信息技术，将科技创新为己所用，迅速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一条有效措施，是使国家信息安全与国家发展和国际地位之巩固紧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美国虽在建立自己的信息安全体系和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它自身在调控信息安全，主导对外政策的同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内外因素之制约。从美国自身战略设计的角度来看，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国家信息安全作为支撑美国国家发展的一个庞大体系，涉及面非常之广泛。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国际环境的复杂与多元，加上与国内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个部分出现误判，都有可能使整个系统出现漏洞，使得其他部分和其他环节的工作化为乌有。若一味强势追求自身“信息安全”，既有力不从心之虞，也会增加国际合作的难度，恐生过犹不及之忧。

作者：朱丹丹 单位：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