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专业论文范文精选27篇》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我们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

畜牧论文 1

1.1标准化、规模化养殖进程明显加快。近年来，邢台市积极引导养殖场(户)转变发展方式，走规模化、标准化养殖道路，特别是2010年农业部启动创建示范场工作以来，邢台市积极参与创建，截至目前，共创建各级示范场160个，其中部级15个，省级63个。结合国家“菜篮子”、“标准化改造”等项目扶持资金向各级示范场倾斜等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各养殖场（户）参与创建的积极性，全市规模养殖场的标准、规模、饲养管理水平和养殖效益都有了明显提高。从标准化水平来看，一方面，规模养殖场设施化水平大幅提升，通过近三年来的示范创建活动，邢台市有280多家养殖场对畜禽舍及附属设施进行了改造，170多家养殖场配套健全了粪污处理设施，140多家养殖场完善了防疫设施，160多家养殖场安装了可视监控系统。自动喂料、自动饮水、温湿度环境控制等设备均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另一方面，科学的饲养管理规范加快推行，像河北旺族集团、隆尧怡东农牧有限公司、隆尧正大种猪场、沙河凯特等示范场无论从规模、生产经营理念还是管理水平来看在全省甚至全国都处于先进行列。从规模化水平来看，通过近几年的示范创建，全市各类规模养殖场（区）发展到3600个，其中年出栏万头以上的猪场25家，存栏1万只以上的蛋鸡场达到220家。存栏300头以上的奶牛场（小区）稳定在80家左右，生猪、蛋鸡、奶牛和肉（畜）禽规模养殖比例分别达到69%、88%、100%和89%。

1.2畜牧支撑体系建设日益稳固。近年来，邢台市各级畜牧兽医基础设施和队伍建设不断加强。按照明确职能、理顺体制、优化布局、综合设置的要求，市级和县级均建立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办公室。全市共建立乡级畜牧兽医分站117个，招聘全额事业编制人员482名，村级动物防疫员5325名，市、县、乡、村四级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动物疫病防控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体系基本形成。全市投入防疫和畜产品安全基础建设资金2600万元，建设市级兽医实验室和畜产品检测中心各1处，建立3个部级动物疫情测报站和3个省级动物疫情测报站，大大增强全市动物疫病预防和畜产品安全监测能力；禽流感、口蹄疫、蓝耳病等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密度连年保持在100%，实现多年无重大疫病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为现代畜牧业发展保驾护航。

1.3畜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大。近年来，邢台市通过亲情招商、以商招商、举办项目推介会等招商措施，北京保吉安、泰国正大、河北雨润、北京奥天、山东六和等一大批部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相继落户邢台，进一步推动了邢台市现代畜牧业发展步伐。据统计，近三年来全市新、改（扩）建各类畜牧项目100多个，总投资近百亿元，其中北京宝吉安与威县、巨鹿合作的肉鸡产业化项目，山东六和与兴达合作的肉鸭产业链项目，泰国正大集团独资的生猪生产项目等均相继顺利投产，带动了当地畜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另有北京奥天生猪养殖项目、河北雨润集团生猪生产及肉食加工项目、河北旺族集团生猪产业链项目、君乐宝乳业的万头奶牛生态牧场项目等正在建设中。特别是君乐宝与威县合作总投资5亿元的万头奶牛生态牧场项目，目前进展顺利，预计2014年底可投入生产，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奶源基地，对我市高端奶产品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现代畜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差，产业化发展滞后。从国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经验看，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一般应达到60％。在国内超过50%的地区也为数不少，而邢台市2013年底才达到44%。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远不能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畜牧产业化龙头企业少，优势不明显，一体化、集团化程度不高。畜牧业龙头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有所壮大和发展，但面对日益竞争激烈的国内外市场，仍存在许多问题：第一，企业规模小，产品质量差，管理制度落后，竞争力不强。第二，龙头企业科技和制度创新能力不足。有些大型企业仍然依靠粗放扩张的经营模式，严重忽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在市场竞争中缺乏自己的名牌产品的优势产品，在企业管理中，没有及时采用现代经营管理制度，存在产权不明晰、决策不科学的问题，仍然依靠传统家族式的管理方法来管理集团企业，使企业长远发展受到很大影响。有的企业严重缺乏稳定的原料基地，有的企业市场营销渠道不畅，企业开拓市场的能力和手段有待提高。

2.2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仍待加强。在现阶段，邢台市的畜产品监管机构、监管手段、检测人员及设备等均不能满足产品监测的需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依然不容忽视。

2.3资金缺乏仍是制约畜牧业发展的瓶颈。随着现代畜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变，邢台市财政及金融的支持力度与畜牧业发展规模不相匹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步伐。

2.4产业发展空间逐渐缩小。随着邢台市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资源、环境对畜牧业发展的制约日益突出，在土地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双重挤压下，畜牧业发展空间的压力正逐步加大。

2.5畜牧执法机构不健全，执法力量薄弱。市、县两级畜牧兽医部门均没有单独的行政执法机构，现有的畜牧执法人员全部是动物卫生监督所或畜产品安全监管办公室人员兼职，并缺乏必要的执法手段，畜牧法赋予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执法权力得不到很好的执行。

3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对策

3.1实施产业拉动，扶强壮大龙头企业。紧紧围绕畜牧业主导品种，加快畜牧业产业化经营步伐。鼓励现有龙头企业通过更新改造、链条延伸、开发新上，谋划建设一批投资10亿元以上的大项目，增强发展后劲；以资源优势、生态优势、政策优势，广泛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到我市落户，建设一批能够延长畜牧业产业链，标准高、规模大、外向型、牵动强的畜牧业深加工龙头企业。坚持引资金与引技术相结合，实现畜产品的精深加工，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尽快形成一批龙头企业集群。

3.2实施规模推动，强化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按照国家《畜牧法》、《动物防疫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强化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一是推进畜禽规模化养殖。重点推进年出栏1000头以上规模养猪场和常年存栏1万只以上蛋鸡规模养殖场，推行牛羊舍饲圈养，加快奶牛规模场建设和养殖小区股份制改造。二是推行标准化生产。制订和完善生产标准化技术规程，引导生产者按标准组织生产，逐步使畜禽养殖在选址、圈舍建设、投入品、疫病防治、饲养管理、粪便处理、产品安全等方面达到标准化、规范化，不断提高畜牧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三是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活动。按照农业部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标准，认真组织开展示范场创建活动，通过示范创建，提升全市养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

3.3实施品牌牵动，争创国家和省级产品品牌。以鸡蛋、肉类和乳制品为重点，结合我市实际，科学制定产品品牌建设发展规划，下大力抓好实施。引导养殖加工企业增强品牌和质量意识，健全标准化管理、计量检测和质量信用体系，开发高端产品。，帮助我市知名企业在京津及全国大中城市建立专店、专柜、连锁商场，增设销售网点，提高市场占有率。

3.4实施科技带动，为现代畜牧业强筋壮骨。支持龙头企业围绕产业发展，加快科研投入，加强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协作，建立研发中心，掌握核心科技。深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加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科研推广机构、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广泛参与的新型科技推广体系。创造条件，营造环境，多层次多渠道引进高端人才和先进技术，为我市畜牧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畜牧论文 2

(一)畜牧业基本建设投入不足，畜牧基础设施发展明显滞后内蒙古、新疆一直是我国草食家畜生产的主要产区，但两者畜牧业发展水平却相差甚远。2012年，新疆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为24．82%，内蒙古则为45．68%。根据《农业统计年报》相关数据统计，新疆现有8．6亿亩草原，但80%以上出现不同程度的沙化，其中40%严重退化，产草量下降30%～50%。新疆畜牧业基本建设投资额由2000年的5867万元增加到2009年的152025万元，增长24．9倍，占农林牧渔业投资的比重由2．4%提高到8．8%，而2009年内蒙古对畜牧业的投资已占农林牧渔业的比重为31．6%。如果把所有投入均用于草场建设，内蒙古草场每亩投入9．23元，而新疆草场每亩仅投入1．98元。从基础设施方面看，2010年新疆拥有水库577座、内蒙古494座；水库总库容量新疆为135．6亿立方米、内蒙古为163．2亿立方米；治理除涝面积新疆为60．3万亩、内蒙古为415．5万亩，内蒙古是新疆的6．9倍；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新疆为590．85万亩、内蒙古为15851．1万亩，内蒙古是新疆的26．8倍；青饲料播种面积2012年新疆为60．9千公顷、内蒙古为230．8千公顷，内蒙古是新疆的3．79倍(见表3)。

(二)饲草料资源分布不均衡，农作物秸秆有效利用率过低新疆的农业经济发展属于典型的绿洲经济模式，每一块绿洲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受自然生态条件、种植业结构、种植规模和农业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农业饲草资源整体表现为北疆地区好于南疆地区。北疆地区小麦、青贮玉米、玉米、黄豆等秸秆资源相对丰富，而南疆地区农作物秸秆主要为木质化程度较高、营养价值较低的棉杆。正常年份，小麦秸秆价格南疆地区比北疆地区高出近1倍左右；而受灾年份，南疆地区小麦的秸秆价格都超过了小麦的价格。新疆自2011年起开始实施草原禁牧，禁牧面积为1．515亿亩，其中，退化严重的温性荒漠、高寒荒漠和高寒草原禁牧1．181亿亩，重要水源涵养地和草地类自然保护区为150万亩。“退牧还草工程”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实施对草原生态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牧区禁牧将使畜牧业的重心由草原畜牧业向农区舍饲畜牧业转移，“草畜”矛盾日益凸显。有研究指出，我国秸秆资源十分丰富，年产量6亿吨左右，而目前利用率仅占1/3。2012年，新疆粮食总产量(包括稻谷、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和其他谷物)1273万吨，若统一按谷秸比1∶1计算，则拥有1273万吨的农作物秸秆。如果按1个羊单位每天采食1公斤干草计算，仅粮食作物秸秆一项就可养活3487万个羊单位。然而，受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农区重粮棉生产、轻秸秆利用的现象普遍存在，农村养殖户大多仍采用传统落后的饲喂方式，对秸秆采用科学加工技术的积极性还不高，秸秆利用方式还比较单一，科学搭配、配方饲喂、综合利用水平低；饲草加工转化的基础薄弱，秸秆加工、储藏、配送体系不完善；基层服务体系建设薄弱，乡站技术人员少，服务和技术指导力度不够。在秸秆饲料利用技术上，主要采用青贮、微贮、粉碎等常规技术，而且农户养殖分散，秸秆转化利用水平参差不齐，规模养殖受饲草短缺的制约难以突破。由于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秸秆利用的机械化装备条件还很薄弱，秸秆利用推广工作仍存在很多障碍，这些都造成秸秆饲料的浪费。例如，北疆地区特别是昌吉州和伊犁州种植业以小麦、玉米为主，秸秆资源十分丰富，但秸秆利用率还不足50%。

(三)养殖成本居高不下，农区养殖业融资困难在实施草畜平衡的政策环境下，新疆由草原退减下的牲畜需要农区承接，但目前农区养殖业还存在饲草料成本居高不下、基础母牛羊成本过高、人工成本上涨等制约因素，使得农区养殖业发展十分困难。如当前北疆地区麦秸价格较2010年上涨100%，达到0．6元/千克，而南疆部分地区的麦秸价格已达到2元/千克以上。疆内实行全舍饲的肉羊养殖场基本上是肉羊育肥场和种羊场，养殖户普遍反映，按照目前的肉羊出栏市场价格，农区全舍饲养殖一般肉羊品种基本处于亏损状况。此外，畜禽养殖场(小区)的一次性建设投入大，且投资回收期相比其他产业较长。由于前期成本投入和养殖成本过高、收益期长且收益较低等影响了部分社会资本进入畜牧业，使得农区养殖业融资困难。

二、制约新疆草食畜牧业发展的难点

饲草料不足是新疆草食畜牧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主攻方向。2012年新疆启动了《新疆新增1000万只出栏肉羊综合生产能力建设规划(2012—2015)》，如按羔羊6个月出栏，则需新增干草约117～235万吨；若再加上牧区禁牧而转入农区的牲畜，60．9千公顷的饲草料地远远不能满足草食畜牧业对饲草料的需求。

(一)现有饲草生产体系无法支撑草食畜牧业的健康发展1．饲草地总量减少和饲草种植水平下降现象共存。一方面，自国家对内蒙古、东北、中原、新疆等牛羊肉主产区实施草原禁牧政策以来，一部分草场实行禁牧、休牧、轮牧等，总量上用于放牧的草地数量有所减少；另一方面，虽然2012年新疆出台了三年新增1000万只肉羊生产的规划，增加了饲草料地，但在国家种植业补贴政策的刺激下，一些牧区只将苜蓿种于田间地头和林间，部分草场大都被种植小麦和其他经济作物。“粮”抢“草”、“林”抢“草”的现象仍是造成牲畜饲草料不足的重要原因。2．农民种草的积极性不高。虽然政府出台行政政策鼓励农民种草，但由于广大农民在种植粮食、棉花等主导产品中得到的实惠多，如国家对种粮的补贴为220元/亩，而对种植牧草的补贴只有10元/亩，因而农民对饲草种植的积极性不高。

(二)农作物秸秆利用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新疆每年所产生的风干番茄渣、葡萄渣、菌糠等农副产品约30万吨，而这些饲料资源仅有10%～20%应用于畜禽饲料生产；新疆约1273万吨的农作物秸秆的有效利用率也仅1/3。一方面，南疆三地州的农民已习惯于用麦草养羊，不习惯配合使用其他粗饲料；而另一方面，新疆还有庞大的棉花副产品尚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农民对番茄渣、葡萄藤嫩枝、甜菜渣、菊花粕、甘草茎叶、棉杆、芦苇和菌糠等非常规饲料多元化综合利用的认知程度和利用水平还比较低，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和普及，以提高农作物秸秆的利用效率。

(三)饲草资源与畜牧业结构不配套发展畜牧业应因地制宜，充分考虑饲草资源的存储量和饲草料地的配套。一些地区适合发展猪、鸡这种以精料利用为主的畜牧业，一些地区适合发展肉牛、肉羊这种以粗饲料利用为主的畜牧业。例如，内蒙古畜牧业依据草原畜牧业、农区(半农半牧区)畜牧业、国营农牧林场畜牧业和城郊(工矿)畜牧业各自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指导，使之各展所长、优势互补、整体推进，走全方位发展的路子，其草原畜牧业利用天然草场13．2亿亩，其中，分布在牧区的天然草场达9亿亩，牧区牲畜总头数占全区的42%，形成了重要的草食牲畜种源基地和优质畜产品生产基地。农区、半农半牧区的发展已成为当前内蒙古畜牧业的主要增长点，其充分利用辖区内3亿多亩天然草场和每年至少还有30多亿公斤粮食、140多亿公斤农作物秸秆及其它副产品的转化，饲草料资源比较丰富；加之利用其国营农牧林场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形成了较完善的产加销、牧工商一体化产业，在集约化经营和现代化管理方面发挥了辐射和带动作用。内蒙古的城郊、工矿区畜牧业是全区城镇居民肉、禽、蛋、奶等副食品供应的直接依托，已形成了以围绕“菜篮子工程”建设的、与市场紧密连接的“速效”型草食畜牧业。与内蒙古相比，新疆在饲草资源与畜牧业结构相配套方面还存在差距，内蒙古的经验值得借鉴。

(四)科学饲喂牲畜的意识尚未形成首先是良料使用不尽人意。通过近年来的品种改良，牲畜的良种率已得到大幅度提高，但绝大多数养殖企业仍随意性饲喂牲畜，形成了一流品种、二流管理、三流饲养、四流收入的局面，影响了养殖效果、效率和效益。其次是缺少大量优质高产的饲料专用作物种植。新疆以反刍畜为主，而反刍畜以粗饲料为主，由于没有专门为反刍畜生产的优质日粮原料，只好以种植业的副产品———秸秆，甚至棉花杆来填饥果腹。可见，新疆畜牧业还未形成科学饲喂牲畜的意识。

(五)养殖场缺乏配套的饲草料地饲草料地是人工栽培青绿饲草、青干草、青贮牧草、全株青贮饲料作物等优质饲草的基础，而优质饲草的充足供应又是草食动物畜牧业现代化(尤其是奶业现代化)的基础。作物秸秆通常被认为是低(劣)质饲草，优质饲草能供给草食动物丰富的营养，不加或少量添加精料就能达到良好的生产性能。在配套的饲草料地种植饲草料可以有效降低饲料的成本投入。如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草原广阔的国家还对奶牛、肉牛和绵羊等采取人工草场放牧的方式饲养，主要是因为草场放牧可降低饲养成本。而目前我国许多养殖场都缺乏配套的人工草料地，而且受国家对种植业补贴政策的影响，使得从事饲草料生产的地越来越少，故无法保证充裕的饲草料，这也是造成饲草成本不断上涨的原因之一。

三、加快新疆草食畜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并提高饲草在种植业中的比重，实施饲草种植财政补贴政策1．重新认识饲草料种植的地位。饲草料种植调整需要战略眼光，即将短期适应性调整与长远战略性调整、对当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考虑结合起来，从整个产业链上认识饲草种植的收益，而不是简单地、割裂地认识“卖草”这一个环节。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例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层次、生产先进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大多数发达国家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都在50%以上。例如，美国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就达50%。美国把苜蓿、甜高粱等饲料作物都列入主要的农作物范畴而不是传统“草”的概念。所以，美国以苜蓿为主的人工草地十分发达，有力地支撑了美国奶产业和肉牛产业的发展。2．完善饲草产业基础设施及补贴政策。新疆应制定扶持饲草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重点支持饲草科技攻关、饲草产业化示范基地和饲草仓储设施、饲草机械配置等方面的建设。建议新疆参照国家对养猪和小麦生产的扶持政策，尽快出台扶持牛羊养殖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和补贴措施，包括饲草料种植的补贴政策，并积极争取获得国家资金和政策的支持，因地制宜调整畜禽结构，走产业化经营之路；本地域畜禽养殖数量、结构的确定应与当地的饲草资源相一致，避免不利因素，走特色养殖之路；应将种植业、畜牧业和林果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产业之间互相补给、互相促进的循环生态农业。

(二)调整优化种植业结构，建立完善的饲草料生产体系1．坚持草业先行。在草原建设上，要注意改变过去那种盲目求大求多的倾向，围绕“三水”(天上水、地表水、地下水)利用，适当收缩规模，着力提高建设标准，讲求建设效益；综合推广人工种草、飞播牧草、草场改良、围栏封育等技术措施，加大对沙化退化草场的治理，不断提高饲草料生产水平。为了切实加强草原的保护和建设，要在依法打击破坏草原和浪费资源行为的同时，大力推行草牧场有偿承包使用制度，建立“草原有价、使用有偿、建设有责”的新机制，引导农牧民制定合理的载畜量，坚持以草定畜，增草增畜，走建设养畜的路子。2．因地制宜，推广“粮饲兼用型”和“经饲兼用型”饲草种植。合理开发利用饲草料资源，引导农民种植大力士高粱、玉米等“粮饲兼用型”和甘草等“经饲兼用型”饲草，既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储备饲草料，又可提高农民的经济收益。3．引入社会资本，实施草业发展重点工程建设。制定高新节水的人工饲草料地建设方案，鼓励扶持有能力的企业加入饲草料地建设，大力推广大力士高粱、玉米、苏丹草、紫花苜蓿、棉籽饼粕等饲料资源，增强优质饲草供应能力。同时，鼓励和引导农户实施林下种草、粮草间作、果间种草，增加饲草料的供应量。

(三)加强秸秆饲料综合利用技术推广，提高秸秆饲料利用效率鼓励支持科研单位与草料加工企业联合，开展秸秆饲料综合利用技术攻关；继续推广饲用青贮玉米、秸秆青贮氨化、秸秆揉丝破碎、秸秆制粒和秸秆TMR技术，降低秸秆饲料的浪费；对采用秸秆饲料综合利用技术的饲草料加工企业、合作社、规模养殖户进行奖励性补贴；重点推动秸秆养畜示范和秸秆饲料利用推广项目，提高秸秆饲料的利用效率。

(四)加强饲草多元化利用知识的普及，提高非常规饲料的利用率推动饲料综合调制技术的普及，提高番茄渣、葡萄藤嫩枝、甜菜渣、菊花粕、甘草茎叶、棉杆、芦苇和菌糠等非常规饲料的综合利用。由于各种饲料所含营养成分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很大差异，单一使用或几种饲料简单地混合使用都不能满足家畜的实际营养需要。因此，应进行饲料的多元化利用，互相搭配，使之满足家畜各阶段的营养，提高非常规饲料的利用效率。

(五)加大草食畜牧科技投入力度，提高饲养管理水平综合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使良种与良料、良舍、良法有机结合是新疆畜牧业实现集约化经营的基本途径。在当前畜种改良已取得成效的情况下，应全面改善饲养管理才能使优良畜种充分发挥遗传潜力；要从饲料、棚舍、饲养方法上采取配套措施；要抓好饲草料加工调制和棚圈建设，普遍推广青贮饲料、氨化饲料和配混饲料，推广塑料暖棚接冬羔和早春羔，大搞舍饲精养，发展牛羊快速育肥，加快畜群周转。特别是牧区要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尽可能地把牲畜饲养周期和牧草生长季节统一起来，扬夏秋青草期之长，多繁多养，避冬春枯草期之短，加大出栏，实现“热胀冷缩”，最大限度地节本增效。

畜牧业论文 3

（一）分布区域不同

农业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农业化，是有机体生产过程，农业生产不可在大范围内逾越自然地带而存在。我国地域辽阔，跨越数个自然地带，从中国的东北到西南，从完达山开始，越过长城，沿吕梁山，经延安，一直向西南到青藏高原的东麓，东南部分是丘陵平原区，濒临海洋，气候温暖湿润，原生动植物多为森林型，产生了以农耕为主的农业；西北部分则深居内陆，高山峻岭，远离海洋，气候波动影响大，干旱且多风沙，原生动植物为草原型，发端了饲养家畜为主的畜牧业。我国草原畜牧业主要集中于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四川等西部、北部天然草原分布面积较大的省份；农耕畜牧业则广泛分布于东部、南部种植农业大省，在气候、交通、劳动力资源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它们在历史时期内的分布大体与自然地带的分布相吻合。

（二）经营方式不同

经营方式的差异是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 我国传统农耕区农户定居，以村落形式集中居住，就家庭为中心经营畜牧业，分散圈舍养殖，或以定居点为中心小范围游牧。因农耕的需要而饲养畜禽，规模不大，因此需要的养殖技术较为简单，对管理要求不高，病害往往是制约因素。草原区畜牧业普遍水热条件较差，难以满足定居的生态需要，多以游牧为主，活动范围大，往往可远至上千公里。由于气候的波动性，草原区畜牧业不确定因素很多，如天气、饲草料、疫病、食肉野生动物侵袭等都可能成为制约因素，对养殖知识及生产组织水平的要求很高。为了对抗风险，减少生产的边际成本，因此草原区畜牧业不以小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而是以氏族或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生产，家畜虽私有，但内部多有分工。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化生产，单个放牧单元的家畜规模可达成千上万。

（三）农业经济地位不同

畜牧业在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地位也有显著差异。农耕区畜牧业的目的多是对种植业进行完善和补充，其目的在于提供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役用畜力需求、改善生活等方面。如南方地区饲养的耕牛，不是为了肉用，而多是用来耕田、负重。故传统农耕区种植业可脱离畜牧业而存在，而畜牧业则不可脱离种植业，是从属地位。畜牧业则是草原区农业生产的支柱形态，几乎是游牧民农业收入的全部。畜产品既是游牧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同时由于游牧农业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需要通过畜产品来交换农区的茶叶、粮食、手工业品等生活必需品，所以畜产品也是牧民的生活来源。

（四）驯化的畜禽种类不同

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对畜禽的选育标准有差异，驯化出的家畜种类、品种也不一样。农耕区畜禽的选育标准主要为饲料转化效率高，多为杂食性，能够喂养农耕生产出的各种农作物，生产性能好。个体大小不重要，多不善游移，独居群居均有，繁殖率要高。由于有圈舍保护，对恶劣环境的耐受力也不是重点。总体要求是易于管理，家畜种类地域差别不显著但品种区域有差别。草原区畜牧业饲养的几乎都为家畜，它们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多为草食动物，且体格较大，便于牧人在空旷的草原地区监管。往往一个游牧系统饲养多种家畜，各有作用。家畜为了采食、躲避自然灾害、种内竞争，都非常善于游走，喜群居，耐受力好。草原区家畜与环境之间经过多年的双向选择，家畜种类的区域差别很大，如在青藏高原饲养的是藏羊，而蒙古高原则饲养的是蒙古羊，前者耐寒、耐高海拔；后者适于游牧，耐寒耐旱。

（五）孕育的文化类型不同

这两种类型的畜牧业还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农耕区畜牧业分布于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文化区域内；而草原区历史上一直为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所占据。从历史传说到历史记载开始，就出现了中国文化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虽草原民族与农耕朝代有所演替，但各自区域内的畜牧业形态几乎没有变化，所孕育的两种文化，既有冲突，又有联系与交融。农耕和畜牧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曾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之一。

二、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农耕区畜牧业是人们利用农区中大量的农作物秸秆、陆生（或水生）饲料植物及丰富的农副产品等，采用舍饲、半舍饲经营方式，饲养牛、羊、猪、鸡、鸭等家畜与家禽。农耕区畜牧业在当地农业系统中的地位虽不如草原区畜牧业，但因我国农耕区体量庞大，基数大，故在全国畜牧业总量占据的比例也非常大，历来是我国畜禽产品的主要来源地。农耕区畜牧业除了提供丰富的畜禽产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是通过畜禽转化农副产品为有机肥，家畜粪便还田，保证了土壤肥力，维系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构建成中国传统的生态型农业。农耕区生活可以独立于畜牧业，但生产不能长期脱离畜牧业。中国农耕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有大量的技术措施都是针对种养结合，种植业和养殖业相互促进。中国的土地耕作数千年之久而未明显衰退，畜牧业粪肥及其副翼性经济作用功不可没。如我国农耕核心地带太湖地区，明清时衍生出了“农副产品—猪—大田”系统、“蚕桑—羊—桑田”系统、“虫草谷—鸡鸭—田鱼”系统和“桑基鱼塘”系统，这些复合生产系统中畜牧业都发挥了重要的养分转化与流动功能。因中国南北地带性差异较大，农耕区畜牧业文化遗产又有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的分异。

（一）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中国南方的农业系统主体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以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为滥觞，逐步融合荆楚和巴蜀农业系统，并随着汉族的流徙向南推至珠江、闽江流域，向北抵及淮河以南，向西远达西南岩溶地区，最终将稻作农业系统扩散到整个南方地区。稻作农业系统的畜牧业作为种植业的副业存在，核心是建立了“粮—猪农业”这一简单而又高效的农业结构，猪吃残羹剩菜及多余农副产品，并辅以鸡鸭鹅等家禽，按需促进役畜的饲养。以长江流域为主还产生了蚕桑养殖这一独特的劳动密集型养殖业类型，长江上游的巴蜀和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都是重要的养蚕治丝起源地与发展地，衍生了蚕桑生产与其文化系统。南方农耕区畜牧业多舍饲经营，并培育出相应的品种，如太湖猪、湖羊等。不占大量土地，管理精细，配合优良的水热条件，种养相得益彰，生产效率很高，满足了南方地区在宋代之后成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物质需求。这一精细舍饲畜牧业模式的发生有其合理历史内核，在现今及以后的畜牧业发展规划中，其价值应予以肯定与重视。

（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北方的农业系统建立在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之上，并向北扩展到东北辽河流域，向南扩展到淮河流域，向西到达青藏高原东沿。种植粟、黍等旱作作物，生态广谱性，森林、草原等不一而足，早在周代就有“马、牛、羊、豕、犬、鸡”六畜的养殖。畜牧业起源多元化，畜禽品种依生态系统而定，驯育出不少性状优异的草食家畜品种。但随后畜牧业的基调受“粮—猪农业”之影响，无不竭力种粮养猪。水热条件较南方次之，没有大量余粮大规模发展耗粮型畜牧业，但因农田附近天然草地面积较大且不少区域处于半农半牧区，多保留了牛、羊等草食动物的舍饲或半舍饲的畜牧业模式，在定居点附近进行适度放牧。精细管理的程度较南方差，但畜牧业的模式更为灵活，农牧结合，不专事农耕，如宁夏盐池的滩羊养殖系统，甘肃民勤的绿洲－荒漠草地放牧系统等。北方农耕区靠近草原牧区，与其发生不自觉的系统耦合，还产生了如四川雅安茶马互市、甘肃临夏东乡异地育肥系统等重要畜牧业文化遗产内容。

三、草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我国天然草原面积巨大，类型多样，从东北延续到西北的广袤草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部分，具有发展畜牧业的优势条件。草原地区发展畜牧业的时间很早，约在全新世早期，欧亚大草原的先民已进入游牧阶段，并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产生了非常成熟的游牧文明。此后随着历史的演进，在草原地区的民族有消融、有新生、有迁移，但游牧畜牧业的农业生产形态未发生改变，构成游牧文明产生的物质基础。历史时期内草原畜牧业的最重要价值一是保护了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景观格局。我国草原畜牧业产生于草原生态系统，继承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区域性特点，畜牧业文化遗产也相应呈现出区域特色，在与其环境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形成了物种、土地利用系统、景观、生态伦理观念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内容，在数千年中为维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社会的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二为产生了除农耕文化之外的多元文化。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衣食住行，还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无不融合了几千年来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游牧民族贡献的草原文化元素。如果舍去草原文化，我们将无法想象华夏文明是何等式样，更无从探索其发展历程。草原区畜牧业文化遗产按草原类型、游牧方式、民族文化等的不同，又可分为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三大版块。

（一）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二）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在青藏高原农业系统中，畜牧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潮湿，牧草生长期短。生活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从事畜牧业生产活动，并培育出了适应高原环境的专一型藏系家畜，如牦牛、藏马、藏羊、藏猪、犏牛和藏獒等。畜种分布出现地域化、专业化的特征。牦牛是古人类在狩猎生活中逐步认识和驯养出来的家畜，比较适应高原生态环境，分布较为广泛；马、驴、骡和猪等牲畜的高原适应能力较差，主要分布在河谷、盆地一代；绵羊和山羊更能适应高寒环境，多分布于藏西山地之间。高寒草原＋藏系家畜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寒草原畜牧业区域，游牧业经济活动表现岀明显的专一性、稳定性特点，其游牧系统是建立在不同海拔高山草地之间的季节游牧，游牧的距离不远，如四川红原的麦洼牦牛放牧系统，甘肃天祝县的白牦牛放养系统。同时青藏高原畜牧业还哺育了藏族及藏传佛教的地域性文化，其农业伦理思想不过分追求畜牧效益，如藏族的放生传统、野生动物爱护、禁忌文化等习俗，生态伦理思想非常浓厚。

（三）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包括河西走廊和新疆在内的内陆河流域广袤区域，该区以多个分散的点状绿洲为节点，构建了山地－绿洲－荒漠的复合生态系统。其发生的大背景是海洋气候影响薄弱的广大内陆，存在地带性荒漠和高大的山体，高大山体构建了不同的垂直生物气候带，分布着面积广阔的草原，历史上无数游牧民族在这里发展了草地畜牧业。高山上较为丰富的降水又形成冰川和河流，河流的出山口，挟带沙石和土壤有机物，在山麓地带形成冲积扇，这里水分充沛，土壤肥沃，适于中生植物生长，于是成为草木丰茂，鸟兽繁衍的天然绿洲。绿洲以农业为主，在绿洲边缘地带进行着适度游牧，多为半农半牧或农牧结合的类型。该区培育出了诸如伊犁马、大尾羊、哈萨克羊这样的优良畜种。游牧方式为不同绿洲或山体不同海拔之间的长距离游牧，转场可达上千公里，对生物的时间地带性原理体现最为明显。家畜在牧人的管理下，突破地理地带性的局限，对地理地带性加以剪裁、连缀，排除不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截取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构建了全新时空体。同时由于山体的牧区和绿洲的农区大体沿山脉走向线状分布，农牧区距离较近，农牧系统结合一直较好。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孕育了以哈萨克、柯尓克孜、塔吉克族为主体的游牧民族，还一直担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文化则以外入的伊斯兰文化为主导。

四、结语

畜牧业论文 4

1.1缺乏标准化生产技术

在畜牧业发展环节中，畜禽品种的选择、畜禽的饲养管理、环境卫生的控制等一系列标准化生产技术没有得到落实，也导致了畜牧业发展停滞不前的状态。

1.2缺乏污染治理技术

随着畜牧业生产范围的扩大及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得其污染程度已经非常严重，而我国对畜禽污染的治理水平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污染的防御及治理技术还没有得到全面地开发，导致畜牧区周边的空气、水流等被严重污染。

2提高现代畜牧业畜牧技术的推广效果

畜牧技术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畜牧经济的发展，而“推广”作为技术与生产的纽带可以将畜牧技术快速地转化为生产力。那么，提高现代畜牧技术的推广效果，可以从以下4点入手：

2.1推广技术应创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衡量技术创新的三大指标，一项创新的推广技术能够改变现有的畜牧业生产方式，提高畜禽的生产效率，如畜禽的成活率、出肉率等。

2.2推广内容应适用

任意一项畜牧技术的推广都要结合生产实际和市场的需求状况。技术的推广需要人力、物力以及资金的投入，超出客体能力范围的技术推广则很难实现。

2.3推广目的应有效

推广目的的有效性表现为目的与目标一致，畜牧技术的推广目的指导目标的制定，目标的制定又服务于目的的实现。一般由政府职能机构推广的畜牧技术具有明确的目标和较强的目的性，推广的效果比较好。

2.4推广活动应系统

畜牧技术的效果不仅仅受技术，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市场状况、资源条件等，必须综合考虑，统筹安排，因此，畜牧技术的推广活动是个系统工程。

3现代畜牧业发展中畜牧技术的提升方法

3.1推广实用技术

3.1.1重视畜禽的品种选择

在挑选畜禽的品种时，应该从正规有保障的地方引进，这样可以提高畜禽的品种质量，降低畜禽的死亡率，使畜禽能够健康生长。

3.1.2改善畜禽的舍窝

引进带有高科技设备的畜禽舍窝，使畜禽的生长环境得到改善，畜禽能够在舒适的环境中生长。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与寒冷的冬季，注意降温措施及保温措施。畜禽的生长环境得到了改善，畜禽的生产周期就会缩短，随之提高畜禽的生产能力。

3.1.3提高畜禽的饲养管理技术

学习畜禽的饲养方法，使用科学有效的畜禽饲养管理技术，采用优质健康的饲料，让畜禽更好更快地生长、产蛋，不断加强畜禽的质量。

3.1.4建立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

在现代畜牧业的发展中，不仅要重视畜禽的生长，还要重视环境的发展。不能等环境已经出现问题之后才来考虑治理环境的方法，要通盘考虑环境的预防与治理问题，加大环境卫生预防方面的费用投入，从而在提升畜禽质量的同时改善周边的环境卫生。

3.2推广标准化的生产技术

对畜禽的饲养管理过程中，采用科学规范的生产管理方法。从疫病控制、卫生消毒等重要环节着手，促进畜禽在质与量上共同发展。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不断创新，使新的养殖技术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可。对养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细致地总结，及时做出调整找出解决办法。建立畜牧业的信息技术服务网站，针对畜禽饲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供大家进行讨论与交流，并在专家的帮助指导下将先进的畜牧技术应用到现实养殖过程中，促进标准化的生产技术得到广泛推广。

3.3推广标准化的畜牧小区

选取与农村居住区以及周边交通干线距离适中的位置作为畜牧小区，在布局上将生活区与生产区分开，污道与净道分开，并且配备污水处理的相关设备，确保将畜禽的饲养管理技术与卫生防疫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标准化的畜牧小区。推广标准化的畜牧小区，改变畜牧业的生产方式，可以促进畜牧业向规模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

3.4推广污染治理技术

随着畜牧业的大规模发展，畜禽产生的粪污严重影响了周边的空气和河流，因此，推广污染治理技术是刻不容缓的事。

3.4.1推广先进的污染处理技术

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升畜禽饲料的转化率，减少氮、磷等恶臭气体的排放，从源头减少污染。有效分离污染物，采用干湿分离、粪尿分离、雨污分离等办法处理畜禽产生的粪污，尽量不给周边的环境带来影响。

3.4.2推广先进的污粪处理技术

推广使用沼气技术、干燥技术等先进的粪污处理技术，使污染物变废为宝，提高污染物的利用率，在解决环境污染的同时给附近的人们带来经济效益。

3.4.3提炼畜禽粪便中的可用微量元素

畜禽的粪便中含有丰富的可用微量元素，例如氮、磷、钾等，将其提炼出来可以制造有机、无机的复合肥，制成的肥料对农作物的生长有很大的好处。因此，加强提炼技术也是有待研究突破的一个关键之处。

3.5注重畜牧业人才技术的培养

以往畜牧业的发展只是注重畜牧技术的推广环节，忽视了对人才的培养。人力资源是发展的根本要素，合格的生产者方能生产出合格有效的产品。根据这一理念，应广泛推行畜牧兽医职业资格等制度，注重对畜牧业人才的培养。

4结束语

畜牧论文 5

畜牧养殖中的疾病即为在畜牧养殖过程中所饲养的牲畜应为病菌或者病毒的侵害，而导致生物体部分出现生理上的损害。在饲养生物患疾病的过程中，动物机体、功能 其中有如下几种常见疾病：

1.传染病

传染病即 这种病的传播依靠的是病原，其中病原包括我们提到的细菌、病毒、真菌等，同时也包括已患病的牲畜。传染病的传播方式可以是生物之间的接触传染，也可以通过空气、水源等方式进行间接传播，传播速度也是非常之快，在预防工作中难度很大。

2.寄生虫病

在畜牧养殖中，寄生虫病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几乎见于任何饲养的动物中。寄生虫病当然就是因为有寄生虫侵入到牲畜体内所导致的疾病，其中引发寄生虫病的生物有三类：原虫、蠕虫、节肢动物。他们寄生于动物的表面，以动物所必须的营养物质为食。其中蠕虫类与原虫类寄生虫是进入到动物体内，而节肢动物则大部分是寄生于动物的表面。在寄生虫中，每种寄生虫，或者说每类寄生虫都有其固定独特的宿主，通过宿主之间的接触进行传播。

3.普通病

动物的普通类疾病具有发病率较高的特点，包含有外科病、内科病两大门类。内科病的发病原因较多，而外科病的发病原因多为体表受伤、以及眼科类疾病。动物的普通病靠规范化的诊疗以及科学的诊断，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治愈而不会影响动物的健康发展。

二、动物疾病的发病原因

因为动物生长环境的不同，以及生活异性各异，导致动物疾病的发病原因不能有一个笼统的概括。其中造成动物疾病的主要原因有环境原因以及人为因素。下面我们分别做以介绍：1.环境因� 据有关数据显示，因为环境因素导致的动物生病占动物生病总数的绝大一部分。2.人为因素有人为因素导致的动物生病，主要是由于饲养人员因为在饲养过程中的不当操作，或者不科学的喂食过程，错误的饲料配方导致的所饲养动物生病。或者由于饲养过程中饲养人员不注重对牲畜圈舍的打扫清理工作，导致圈舍内脏乱差。也不注意给圈舍消毒，导致大量细菌的滋生，提高了牲畜患病的可能性。

三、预防畜牧养殖动物疾病的策略

在畜牧养殖中，一旦爆发疾病对于养殖户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我国畜牧养殖业的不断快速发展，提高预防动物疾病的能力也应该提到议程上来。要提高预防疾病的能力首先我们应该规范养殖过程，建立长效的疾病防控机制。

1.规范动物饲养过程加强管理

在动物饲养的环节当中，动物饲料的配置与管理工作时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不但关系到动物的日常饮食与健康成长，同时也对疾病的预防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饲料的配置与管理工作中，要严格检测饲料的质量，同时也要对相关人员做好消毒工作，从而确保饲料食品的安全。在进行圈舍清理工作时，要严格训练相关人员的工作素质，在处理好粪便之后，要做到资源的高效利用，达到环保与清洁的目的。在饲喂环节中，要根据牲畜的身体状况与成长阶段决定饲喂量的大小，已达到动物的健康成长。

2.不断加强安全检疫工作

预防畜牧养殖动物的疾病，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做好防疫工作，通俗说就是做好饲养牲畜的育苗工作，在养殖数量增加的情况下，不得不让多出来的动物与已有动物占用同一圈舍，在养殖中要保证新增动物的健康问题。要严格按照规定给饲养动物注射育苗。

3.保证生长环境的健康

环境因素是导致动物生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预防动物疾病时要特别注意环境因素对动物疾病的影响。在建设圈舍时要注意圈舍的通风性以及采光等特性，要保持圈舍环境的干燥与清洁。

4.加强疫情处理工作

疫情一旦爆发，尤其是传染类疾病，要做好控制实际上是很难的，为了使疫情不再进一步扩大，要严格配合相关动物疫情管理工作人员的指示。例如对瘟疫牲畜进行火化填埋等工作。

四、结语

畜牧业论文 6

大同市发展现代畜牧业，在不放松猪、鸡生产同时，集中打造奶牛、肉牛、肉羊、绒山羊四大优势产业区，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特色突出、竞相发展的现代畜牧业格局。现代牛奶优势产区。重点包括大同南郊区、大同县、阳高县3个县区，到2015年，区域奶牛存栏16万头，产奶32万吨，分别比2011年增长116%、95%。发展路径是：建设标准化奶牛养殖园区和奶站，扩大养殖规模；加快奶牛品种改良步伐，推广TMR饲喂技术，建立苜蓿、青贮优质饲草饲料基地；净化奶牛重大疫病，强化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现代肉牛优势产区。

重点包括大同县、新荣区、灵丘县、浑源县、左云县5个县区。到2015年，区域肉牛出栏19万头以上，牛肉产量3万吨，分别比2011年增长123%、132%。发展路径是：建设标准化肉牛养殖园区，扩大养殖规模；加快肉牛品种改良，推广优良牧草种植、粗饲料科学加工、配混合饲料饲喂、标准化管理等技术；加强质量管理，提高肉牛增重和牛肉品质。

现代肉羊优势产区。重点包括广灵县、浑源县、灵丘县、天镇县、左云县、新荣区6个县区。到2015年，出栏肉羊395万只以上，羊肉产量5万吨，分别比2011年增长171%、134%。发展路径是：建设标准化养殖园区（小区、场），推广舍饲、半舍饲养殖，扩大养殖规模；推广杂交改良，着力提高母羊繁殖性能；推广饲草科学加工，实施高效育肥模式，提高肉羊出栏率。现代绒山羊优势产区。重点包括广灵县、浑源县、灵丘县、天镇县、左云县、新荣区6个县。

到2015年，存栏绒山羊31万只以上，羊绒产量104吨以上。发展路径是：建设标准化养殖园区（小区、场），推广舍饲、半舍饲养殖方式；推广晋岚绒山羊优质品种，提高产绒量和绒细度。发展现代畜牧业，必须有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来支撑。大同市在发展现代畜牧业过程中，围绕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等环节，重点实施六大工程。优质畜产品基地建设工程。按照畜禽良种化、养殖规模化、生产规范化、管理制度化、粪污无害化的“五化”要求，新建一批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养殖园区（场、小区），扩大养殖规模，增加畜产品产量。到2015年养殖园区将达到639个。对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加快标准化改造和扩建，提高饲养管理水平。

采取政策引导、龙头带动的办法，引导散养户和小规模养殖场户向标准化养殖场区集中。饲草饲料高效利用工程。大力推进草地建设保护与“三化”草地治理，到2015年，全面完成天然草地确权，建设人工草地70万亩，飞播种草9万亩，改良草地328万亩，建立“三牧”草地（禁牧、休牧、轮牧）242万亩，使草地植被盖度提高到70%以上，载畜量提高1倍以上。选择6个5万亩的集中连片草地，实施种草养畜、划区轮牧，建设大草原、大牧场。发展青贮玉米种植，推广秸秆青贮氨化，建立饲草料基地50万亩，青贮秸秆100万吨，秸秆饲用率达到50%，实现农业生态良性循环。

畜牧龙头企业培育工程。扶持培育畜牧业龙头企业做强做大，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和引导本地资本转型发展现代畜牧业力度，吸引雨润、顺鑫、宝迪等国内外知名企业落户大同，加快提升大同畜牧企业的规模和素质。到2015年，培育亿元以上龙头企业18个，畜产品加工率达到80%。鼓励企业建立基地，形成与养殖户风险共担、互利共赢的利益联结体。

畜牧论文 7

（一）分布区域不同

农业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农业化，是有机体生产过程，农业生产不可在大范围内逾越自然地带而存在。我国地域辽阔，跨越数个自然地带，从中国的东北到西南，从完达山开始，越过长城，沿吕梁山，经延安，一直向西南到青藏高原的东麓，东南部分是丘陵平原区，濒临海洋，气候温暖湿润，原生动植物多为森林型，产生了以农耕为主的农业；西北部分则深居内陆，高山峻岭，远离海洋，气候波动影响大，干旱且多风沙，原生动植物为草原型，发端了饲养家畜为主的畜牧业。我国草原畜牧业主要集中于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四川等西部、北部天然草原分布面积较大的省份；农耕畜牧业则广泛分布于东部、南部种植农业大省，在气候、交通、劳动力资源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它们在历史时期内的分布大体与自然地带的分布相吻合。

（二）经营方式不同

经营方式的差异是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 我国传统农耕区农户定居，以村落形式集中居住，就家庭为中心经营畜牧业，分散圈舍养殖，或以定居点为中心小范围游牧。因农耕的需要而饲养畜禽，规模不大，因此需要的养殖技术较为简单，对管理要求不高，病害往往是制约因素。草原区畜牧业普遍水热条件较差，难以满足定居的生态需要，多以游牧为主，活动范围大，往往可远至上千公里。由于气候的波动性，草原区畜牧业不确定因素很多，如天气、饲草料、疫病、食肉野生动物侵袭等都可能成为制约因素，对养殖知识及生产组织水平的要求很高。为了对抗风险，减少生产的边际成本，因此草原区畜牧业不以小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而是以氏族或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生产，家畜虽私有，但内部多有分工。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化生产，单个放牧单元的家畜规模可达成千上万。

（三）农业经济地位不同

畜牧业在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地位也有显著差异。农耕区畜牧业的目的多是对种植业进行完善和补充，其目的在于提供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役用畜力需求、改善生活等方面。如南方地区饲养的耕牛，不是为了肉用，而多是用来耕田、负重。故传统农耕区种植业可脱离畜牧业而存在，而畜牧业则不可脱离种植业，是从属地位。畜牧业则是草原区农业生产的支柱形态，几乎是游牧民农业收入的全部。畜产品既是游牧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同时由于游牧农业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需要通过畜产品来交换农区的茶叶、粮食、手工业品等生活必需品，所以畜产品也是牧民的生活来源。

（四）驯化的畜禽种类不同

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对畜禽的选育标准有差异，驯化出的家畜种类、品种也不一样。农耕区畜禽的选育标准主要为饲料转化效率高，多为杂食性，能够喂养农耕生产出的各种农作物，生产性能好。个体大小不重要，多不善游移，独居群居均有，繁殖率要高。由于有圈舍保护，对恶劣环境的耐受力也不是重点。总体要求是易于管理，家畜种类地域差别不显著但品种区域有差别。草原区畜牧业饲养的几乎都为家畜，它们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多为草食动物，且体格较大，便于牧人在空旷的草原地区监管。往往一个游牧系统饲养多种家畜，各有作用。家畜为了采食、躲避自然灾害、种内竞争，都非常善于游走，喜群居，耐受力好。草原区家畜与环境之间经过多年的双向选择，家畜种类的区域差别很大，如在青藏高原饲养的是藏羊，而蒙古高原则饲养的是蒙古羊，前者耐寒、耐高海拔；后者适于游牧，耐寒耐旱。

（五）孕育的文化类型不同

这两种类型的畜牧业还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农耕区畜牧业分布于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文化区域内；而草原区历史上一直为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所占据。从历史传说到历史记载开始，就出现了中国文化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虽草原民族与农耕朝代有所演替，但各自区域内的畜牧业形态几乎没有变化，所孕育的两种文化，既有冲突，又有联系与交融。农耕和畜牧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曾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之一。

二、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农耕区畜牧业是人们利用农区中大量的农作物秸秆、陆生（或水生）饲料植物及丰富的农副产品等，采用舍饲、半舍饲经营方式，饲养牛、羊、猪、鸡、鸭等家畜与家禽。农耕区畜牧业在当地农业系统中的地位虽不如草原区畜牧业，但因我国农耕区体量庞大，基数大，故在全国畜牧业总量占据的比例也非常大，历来是我国畜禽产品的主要来源地。农耕区畜牧业除了提供丰富的畜禽产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是通过畜禽转化农副产品为有机肥，家畜粪便还田，保证了土壤肥力，维系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构建成中国传统的生态型农业。农耕区生活可以独立于畜牧业，但生产不能长期脱离畜牧业。中国农耕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有大量的技术措施都是针对种养结合，种植业和养殖业相互促进。中国的土地耕作数千年之久而未明显衰退，畜牧业粪肥及其副翼性经济作用功不可没。如我国农耕核心地带太湖地区，明清时衍生出了“农副产品—猪—大田”系统、“蚕桑—羊—桑田”系统、“虫草谷—鸡鸭—田鱼”系统和“桑基鱼塘”系统，这些复合生产系统中畜牧业都发挥了重要的养分转化与流动功能。因中国南北地带性差异较大，农耕区畜牧业文化遗产又有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的分异。

（一）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中国南方的农业系统主体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以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为滥觞，逐步融合荆楚和巴蜀农业系统，并随着汉族的流徙向南推至珠江、闽江流域，向北抵及淮河以南，向西远达西南岩溶地区，最终将稻作农业系统扩散到整个南方地区。稻作农业系统的畜牧业作为种植业的副业存在，核心是建立了“粮—猪农业”这一简单而又高效的农业结构，猪吃残羹剩菜及多余农副产品，并辅以鸡鸭鹅等家禽，按需促进役畜的饲养。以长江流域为主还产生了蚕桑养殖这一独特的劳动密集型养殖业类型，长江上游的巴蜀和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都是重要的养蚕治丝起源地与发展地，衍生了蚕桑生产与其文化系统。南方农耕区畜牧业多舍饲经营，并培育出相应的品种，如太湖猪、湖羊等。不占大量土地，管理精细，配合优良的水热条件，种养相得益彰，生产效率很高，满足了南方地区在宋代之后成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物质需求。这一精细舍饲畜牧业模式的发生有其合理历史内核，在现今及以后的畜牧业发展规划中，其价值应予以肯定与重视。

（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北方的农业系统建立在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之上，并向北扩展到东北辽河流域，向南扩展到淮河流域，向西到达青藏高原东沿。种植粟、黍等旱作作物，生态广谱性，森林、草原等不一而足，早在周代就有“马、牛、羊、豕、犬、鸡”六畜的养殖。畜牧业起源多元化，畜禽品种依生态系统而定，驯育出不少性状优异的草食家畜品种。但随后畜牧业的基调受“粮—猪农业”之影响，无不竭力种粮养猪。水热条件较南方次之，没有大量余粮大规模发展耗粮型畜牧业，但因农田附近天然草地面积较大且不少区域处于半农半牧区，多保留了牛、羊等草食动物的舍饲或半舍饲的畜牧业模式，在定居点附近进行适度放牧。精细管理的程度较南方差，但畜牧业的模式更为灵活，农牧结合，不专事农耕，如宁夏盐池的滩羊养殖系统，甘肃民勤的绿洲－荒漠草地放牧系统等。北方农耕区靠近草原牧区，与其发生不自觉的系统耦合，还产生了如四川雅安茶马互市、甘肃临夏东乡异地育肥系统等重要畜牧业文化遗产内容。

三、草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我国天然草原面积巨大，类型多样，从东北延续到西北的广袤草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部分，具有发展畜牧业的优势条件。草原地区发展畜牧业的时间很早，约在全新世早期，欧亚大草原的先民已进入游牧阶段，并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产生了非常成熟的游牧文明。此后随着历史的演进，在草原地区的民族有消融、有新生、有迁移，但游牧畜牧业的农业生产形态未发生改变，构成游牧文明产生的物质基础。历史时期内草原畜牧业的最重要价值一是保护了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景观格局。我国草原畜牧业产生于草原生态系统，继承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区域性特点，畜牧业文化遗产也相应呈现出区域特色，在与其环境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形成了物种、土地利用系统、景观、生态伦理观念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内容，在数千年中为维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社会的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二为产生了除农耕文化之外的多元文化。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衣食住行，还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无不融合了几千年来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游牧民族贡献的草原文化元素。如果舍去草原文化，我们将无法想象华夏文明是何等式样，更无从探索其发展历程。草原区畜牧业文化遗产按草原类型、游牧方式、民族文化等的不同，又可分为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三大版块。

（一）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二）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在青藏高原农业系统中，畜牧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潮湿，牧草生长期短。生活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从事畜牧业生产活动，并培育出了适应高原环境的专一型藏系家畜，如牦牛、藏马、藏羊、藏猪、犏牛和藏獒等。畜种分布出现地域化、专业化的特征。牦牛是古人类在狩猎生活中逐步认识和驯养出来的家畜，比较适应高原生态环境，分布较为广泛；马、驴、骡和猪等牲畜的高原适应能力较差，主要分布在河谷、盆地一代；绵羊和山羊更能适应高寒环境，多分布于藏西山地之间。高寒草原＋藏系家畜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寒草原畜牧业区域，游牧业经济活动表现岀明显的专一性、稳定性特点，其游牧系统是建立在不同海拔高山草地之间的季节游牧，游牧的距离不远，如四川红原的麦洼牦牛放牧系统，甘肃天祝县的白牦牛放养系统。同时青藏高原畜牧业还哺育了藏族及藏传佛教的地域性文化，其农业伦理思想不过分追求畜牧效益，如藏族的放生传统、野生动物爱护、禁忌文化等习俗，生态伦理思想非常浓厚。

（三）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包括河西走廊和新疆在内的内陆河流域广袤区域，该区以多个分散的点状绿洲为节点，构建了山地－绿洲－荒漠的复合生态系统。其发生的大背景是海洋气候影响薄弱的广大内陆，存在地带性荒漠和高大的山体，高大山体构建了不同的垂直生物气候带，分布着面积广阔的草原，历史上无数游牧民族在这里发展了草地畜牧业。高山上较为丰富的降水又形成冰川和河流，河流的出山口，挟带沙石和土壤有机物，在山麓地带形成冲积扇，这里水分充沛，土壤肥沃，适于中生植物生长，于是成为草木丰茂，鸟兽繁衍的天然绿洲。绿洲以农业为主，在绿洲边缘地带进行着适度游牧，多为半农半牧或农牧结合的类型。该区培育出了诸如伊犁马、大尾羊、哈萨克羊这样的优良畜种。游牧方式为不同绿洲或山体不同海拔之间的长距离游牧，转场可达上千公里，对生物的时间地带性原理体现最为明显。家畜在牧人的管理下，突破地理地带性的局限，对地理地带性加以剪裁、连缀，排除不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截取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构建了全新时空体。同时由于山体的牧区和绿洲的农区大体沿山脉走向线状分布，农牧区距离较近，农牧系统结合一直较好。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孕育了以哈萨克、柯尓克孜、塔吉克族为主体的游牧民族，还一直担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文化则以外入的伊斯兰文化为主导。

四、结语

通过驯化的畜禽生产动物性食物是人� 中国虽是以农耕为主的农业古国，但畜牧业发端很早，内涵也十分丰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的农业地位也不尽相同。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畜牧业文化遗产内容，是中国农业系统发展形成的成果，应是中华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国农业的未来息息相关。农业文化遗产多呈现为农、林、牧、渔等不同农业类型组成特色鲜明的复合系统。对畜牧业文化遗产的区域划分，是在认识其共性的基础上，明确其系统性差异。通过对单一类型农业文化遗产的视角，可以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结构、功能及保护的侧重点有更为明确的认知。从五个方面的差异，中国的畜牧业文化遗产可划分为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草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其分歧实质为不同自然地带的农业化结果差异。农耕区畜牧业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内涵或可归结为循环生产为主，而草原区畜牧业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内涵在于生态保护与文化基因为主。

畜牧论文范文 8

1．1数据获取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作为因子分析的观测样本，用S1～S31表示，其中河北省用S2表示，15个量化指标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中国畜牧业年鉴》。

1．2过程及结果

1．2．1将原始数据用SPSS17．0软件进行因子分析，见表1。由表1可见，KMO值大于0．5，Bartlett球度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1026．281，相伴概率小于显著性水平0．01，表明各变量间信息重叠度较高，可以采用因子分析法来进行评价。

1．2．2计算因子的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见表2。由表2可知，前4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93．657%，涵盖了指标数据中的绝大部分信息，故选取4个主因子。

1．2．3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因子载荷矩阵提取因子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见表3。由表3可知，F1在(X12)、(X3)、(X7)、(X8)、(X15)上有较大载荷，因此将其命名为羊和奶牛生产能力因子；F2在(X13)、(X4)、(X14)、(X9)上有较大载荷，将其命名为家禽生产能力因子；F3在(X5)、(X1)、(X10)上有较大载荷，将其命名为猪生产能力因子；F4在(X6)、(X2)、(X11)上有较大载荷，命名为肉牛生产能力因子。分别计算各主因子F1～F4的得分FAC1～FAC4，并以各主因子的方差贡献比重为权重进行线性加权和计算综合得分。其计算公式为：F=(33．646×FAC1+26．192×FAC2+20．952×FAC3+12．867×FAC4)/93．657。其中F为综合得分，结果见表4。

2分析与讨论

河北省(S2)畜牧业发展状况中羊和奶牛生产能力的权重最大，贡献率达到33．646%;家禽生产能力次之，达到26．192%;猪生产能力再次之，达到20．952%;肉牛生产能力贡献率最低，为12．867%。从羊和奶牛生产能力因子看，河北省位于我国前列，表明河北省在羊和奶牛生产方面具有很强的能力。特别是奶牛被列为区域优势产品后，奶牛产 从家禽生产能力因子看，河北省同样位于前列，表明河北省在家禽生产方面也具有很强的能力，但同排名第1位的地区存在很大差距。河北省应在重点打造蛋种鸡产业的同时，着力培育更多的家禽类企业，提升河北省的家禽类生产能力。

从猪生产能力因子看，河北省处于中下游水平，且低于平均水平，与排名前5位的地区有很大的差距。今后河北省应引导农户发展适度规模养殖，扩大优质种猪改良范围，实行“全进全出”生产模式，在粮食主产区加快建设优质瘦肉型猪生产基地，以大幅提升河北省猪生产能力。

畜牧论文 9

为了全面提供畜牧兽医公共财政支出的使用过程中，合理使用公共财政资金，应对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方面加强绩效目标方面的管理力度，强化绩效运转的跟踪，不定期进行绩效评估。在进行畜牧兽医项目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全面执行项目工作的施工建设合同制、项目工程投标机制、项目验收机制等，不仅确保项目建设的质量，还能保证项目的顺利运转。同时要对公共资金的支出模式、经费管理等方面加大监督力度，确保公共财政的资金投入，对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产生的效益。

2加大专项经费公共财政投入

2.1发挥县级公共财政资金对养殖户疫病防控的导引作用

县乡的公共财政资金通过支持养殖户的小区建设等方面的路径，加强对养殖户的支持，对进一步完善养殖户的综合生物安全措施来发挥积极性的作用。在当前的财政支持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养殖户建设补助，动物扑杀和无害化处理补偿等相关的投入，指导养殖户加大对动物疫病的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配备相关的技术人员，检测免疫效果，进行消毒处理与无害化处理，环境卫生等多个方面的监管力度，在动物疫病防控技术和人员培训等方面提供服务，并加强相关的指导。

2.2创建公共财政支持畜牧兽医公共服务发展的新机制

创建适宜畜牧业健康发展、兽医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动物疫病防控工作需要的，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畜牧兽医工作经费的保障机制，县政府公共财政年度针对畜牧兽医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需要随着畜牧兽医公共服务整体产值进一步提高，真正实现按照特定比例实现增长，做到健康养殖，能形成规模养殖经济。全面贯彻“政府引导、政策扶持、统一规划、规范建设、强化监管、提高效益”的基本原则，全面发展畜禽养殖小区或者是养殖场。在发展养殖小区的时候，需要做到产业发展和疫病防控相结合、规模养殖和污染治理实现有机结合，保证健康养殖、规范化养殖，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

3优化畜牧兽医公共服务发展的财政投入结构

首先，建立良种体系，确保种源供应。针对本溪满族自治县畜禽良种供应严重短缺的现状，要把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其次全面畜牧兽医公共服务机构的监管职能，根据属地化的基本原则，县级的财政投入和乡镇的投入实现密切结合，并且将其归入到县乡的财政预算内，实现畜牧兽医工作人员经费有全面的保障，工作经费方面存在一定的结余，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一定投入的具体要求；再次做好动物疫病防控每一个环节投入结构进行全面的统筹考虑。逐渐增加用在流行病检查、疫情监测、病死畜禽的处理补贴、村级防疫队伍建设、建设无疫区、研发防疫技术和疫苗、监测动物和动物产品等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经费方面的投入；最后要抓好技术创新。做好实用技术的普及与推广工作，提升科技对畜牧业的整体贡献率，重点做好杂交、良种推广利用、秸秆利用、牛羊圈养、疫病防治、生态养殖模式等实用技术的推广。

4确定公共财政支持的畜牧兽医公共服务的重点

要按照发展、控制、消灭的畜牧兽医公共服务的发展的基本要求，紧密围绕提高动物生产监测预警机制、动物卫生监督执法能力、动物突发疫情的应急管控能力、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机制、动物养殖的全面推广机制、动物疫病防治的信息化处理能力防控体系方面的建设，公共财政重点需要放在进一步完善动物体系网络、提升畜牧兽医公共服务的补助水平、动物防疫技术的支持机构和检验机构的运作经费方面的投入，动物疫病应急管理等方面，继续加大经费支持的力度。

5提升畜牧兽医公共服务的防控经费补助水平

5.1实施动物疫病的控制计划，加强对疫苗补助

需要进一步扩大财政支持免疫范围。根据地方畜牧业、兽医业发展的实际情形与社会农畜产品的贡献额度，确定畜禽免疫疫苗的补贴额度，并且强化对畜牧业产区的整体扶持力度，切实体现地方财政的相关政策导向。

5.2创建动物扑杀补偿机制

制定销毁动物产品、扑杀动物与相关物品的补偿办法，常见扑杀动物价格评估机构与办法，提升覆盖面与补贴标准，逐渐创建政府补贴为主，并实行养殖合作化组织、农业保险等互助资金等扑杀补偿制度。企业要需要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与养殖场建设的基本要求，创建无害化的处理措施，公共财政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补助。

5.3加强免疫应激死亡补偿标准

创建免疫副反应补偿机制与认定机制，确保广大养殖户的根本利益，清除养殖户自身的疑虑，积极推动免疫工作的有序开展。

畜牧论文范文 10

现代畜牧业开始由传统散养型逐步转向现代化集约型发展，也就是从家庭散养转向工厂化饲养，实质上，畜牧产业更接近工业化生产模式。《畜牧法》对畜牧养殖土地的规定仅描述为畜牧养殖土地视同农业用地。强调了畜牧用地的农业用地性质，从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畜牧用地在使用过程中的手续转换问题。但是这一规定从另一个程度上，也规定了畜牧业用地要保留农用地属性，其用途管制和经济属性受到了限制。按我国农用土地的性质，以不改变土地可耕种为前提，不破坏耕作层、能复垦，所以等于间接地否定了其硬化成为现代养殖用地的可能。虽然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2007年发过的《关于促进规模化畜禽养殖有关用地政策的通知》以及实施文件，规定其部分农用地可用于生活和管理用房，但是远远不能满足建设需要和发展畜牧业的用途。另外，国家对基本农田的保护，等于直接否定了其成为畜牧用地的可能。通常畜牧业基础条件较好的省份基本农田的保有量比例明显偏高，从一定意义上也限制了畜牧用地的供给。通常认为猪粮安天下，但是同样的生产结果，其土地的使用有不同的性质，在土地管制上应当采取不同的策略。因此必须重新对畜牧业定位，应当按照现代畜牧业的发展观点，只要用于畜牧养殖，无论其土地性质和建设方式，都应当允许其采取合理的生产措施。要延续畜牧业用地具有农业用地优惠政策，规模养殖场依生产需要建设的生产、管理和生活用房、饲料储藏用房用地等应当视作必要的“设施用畜牧业用地”，切实解决畜牧养殖用地难问题。用现代农业发展思维，认识土地的性质和用途，由单一从农地物理状态的认识跃升至对土地产出结果的认定，实行用途管制。不应囿于农业生产仅是指保持土地的土壤形态符合种植与养殖转换的需求，而是从终端农产品的生产行为和生产数量来确认农地的性质，更有利于稳定和促进养殖业的发展。

二、以土地为承载的养殖业环境容量问题日益突出

根据养殖规模需要配套相应的耕地来进行吸纳养殖所排放的氨氮和COD，是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有些现代畜牧业发展较为发达的地方，甚至根据土地的承载能力，来核定养殖的规模。目前随着环境约束性因素的不断增强，安徽养殖企业对农牧业配套的耕地需求也在上升。同时随着草食性家畜的发展，配套草地建设或者饲料粮用地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在水稻、玉米、棉花、蔬菜等为主要栽培品种的沿江地区，在对畜禽粪污不作任何处理的情况下，每亩耕地每年可以吸纳1头猪、或者5～10只鸡的产污量，一头牛则需要2～4亩左右的耕地来吸纳。如果通过沼气或者其他生化手段进行处理，总氮和氨氮的去除率约在60%，总磷去除率达70%以上，若按照总氮去除率为60%的比率来计算的话，则需要的耕地面积要少一些。按照安徽省现有的养殖量，不计算粪污去除情况，则需要耕地面积1.3亿亩以上才能完全消纳粪污。即使去除率达到60%以上，也需要5200万亩以上耕地方能消纳。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和标准化、规模化畜牧业发展，畜禽养殖用地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而多年来的农业用地规划大多以种植业为主，没有把养殖业用地与种植业用地分开，也没有把畜牧养殖业用地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更没有把养殖业用地与种植业用地一起统筹规划。以安徽为例，全省土地以平原、丘陵和山区各占三分之 养殖用地对防疫条件的苛刻要求，似乎让养殖业面临无地可选的窘境。另一方面，由于畜牧业用地难，很多农户就只能去自己承包的土地或山场，搭建畜禽混养的牧场，大部分是临时的，污物随意排放，不仅给养殖业带来许多安全隐患，而且对环境造成极为严重污染，直接威胁着畜牧业的健康发展，威胁到食品安全。由于对畜牧养殖用地认识不足和缺乏规划，养殖场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证，迁建、改建和拆建的现象时有发生，不仅造成大量财力物力浪费，导致畜牧业发展不可持续，而且直接影响了农民发展畜牧业的积极性，影响畜牧业扩大再生产的愿望，对现代畜牧业发展极为不利。因此，应从促进畜牧业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尽快制订养殖规划和用地指标，尽可能满足畜牧业用地需求。结合畜牧经济的发展需要、环境、排污、疫病防控等因素，科学制订畜牧业养殖用地规划，简化用地办理许可手续，允许畜牧业用地的合理流转。

三、土地的生产要素属性没有

畜牧业论文 11

[关键词]北魏畜牧业齐民要术农牧结构

北魏是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由鲜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不断对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从而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作为一个由游牧的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北魏的畜牧业生产相当繁荣，在我国畜牧史占有显著的地位。探讨这一时期的畜牧业的发生发展、生产水平、结构变动及产生的影响，是一项颇有价值的工作。本文将就此略作说明，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北魏畜牧业的发展

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还处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1]的原始游牧社会，从事着单一的游牧经济。掠夺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产品以维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时加快了对周边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战争掠夺已然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据初步统计，从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统一这五、六十年间，共发生针对别的部族的掠夺战争不下十五起，而且规模是越来越大[2]。战争不但使得其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业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为后来的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获戎马500万匹，呈现出畜牧车庐，弥漫山谷的景象。这一时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夺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为了安置这些掠夺而来的马牛羊等战利品，同时也为了频繁而又长期的统一战争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区一百多年来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的局面，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于是在北魏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国营牧场便应运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国营牧场

————|建立年代|撤消年代|位置|牲畜头数|牲畜来源|功能

代郡牧场|公元399年|不祥，可能保留至北魏灭亡|南起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西至西山[3]|马35万余匹，牛羊160余万头|掠夺|供应战马皮毛等军资，作为统一北方战争的需要

漠南牧场|公元429年|公元433年|东至濡源，西暨阴山，东西三千里[4]|马牛羊600余万|掠夺|向政府交纳贡赋

河西牧场|公元439年|约公元529年|凉州到黄河河套地区[5]|马200余万匹，骆驼100余万峯，牛羊无数|掠夺|畜牧业的产源地

河阳牧场|公元494年|不祥，可能至北魏灭亡|以汲郡为中心，东至东郡的石济，西至河内郡，南距黄河十里[6]|戎马10万匹，每年还从别处迁入|从代郡牧场和河西牧场迁入|京师警备及畜牧业的产销地

本表据朱大渭、张泽咸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56－59页资料制成。

代郡牧场是北魏建立的第一个国营牧场，曾于泰常六年（421）进行扩建。北魏迁都以后，大多数牲口都移往了河阳牧场，只保留了一小部分于此。后来北齐恒州的代郡牧场，便是沿袭北魏该地而来的。漠南牧场的经营方式与代郡牧场有所不同，它保留了被征服部族的原部落组织，“使其耕牧，而收其贡赋”[7]。漠南牧场人畜众多，畜牧业生产繁荣，以致于“岁至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毛皮委积”[8]。河西牧场的规模最为庞大，并且存在时间也最长，将近90年，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有显著地位。河阳牧场距黄河仅10里，位于中原腹地，是迁都以后，鉴于代郡牧场和河西牧场距京都较远，为满足京师警备及畜产品消费而兴建的。

从以上对于四大国营牧场的介绍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国营牧场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与北魏拓跋鲜卑的南下逐步统一整个黄河流域最终定都洛阳始终保持一致的，亦反映了北魏畜牧业在时空上的变化。即整个社会在向中原定居的农耕社会转变，畜牧经济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四大牧场前三个牧场的牲畜来源全靠战争掠夺而来的，而河阳牧场的牲畜则是从代郡和河西主要是河西牧场迁入的，说明在北魏中前期，掠夺在畜牧业经济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也即河西牧场建立年间，大规模的掠夺已达到了顶点，国力亦达到最高峰，此后掠夺战争随之减少，国势也渐渐衰弱。值得注意的是，河西牧场的牲畜迁往河阳的过程中，“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9]，然后再转牧于河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北魏的畜牧业生产水平。从每个牧场牲畜惊人的数量可以看出北魏的畜牧业生产规模之大。唐代最大的国家牧场的牲畜总数，也仅为河西牧场的三分之一。可见，北魏的畜牧生产规模及水平，繁荣程度，不但超越了以前历代，就连后来以马政最为著名的唐代甚至也难与之相比。

不但国营畜牧业如此，北魏的私营畜牧业也是比较繁荣的。那些受封牧地的世家大族像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他们的牧地面积多达上百里甚至几百里，所养从事放牧的“牧子”就数以千计，而牲畜的数量更是难以估算。明元帝拓跋嗣（409～423）年间，政府制定了征收牲畜税的政策，规定：“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10]，以马作为征收对象，以羊的数量作为征税标准，如果没有发达的私营畜牧业是不可能的。孝明帝（515～528）时，恒州刺史“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 北魏《齐民要术》中提到养羊生产，羊的数量往往以“千口”计，“羊一千口者”“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想必当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单个家庭饲养千口羊的规模也不罕见。值得一提的是，《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本人就曾养了200只羊。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当时私营畜牧业在北魏的畜牧业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从《齐民要术》看北魏畜牧业生产水平

《齐民要术》成书于北魏末年，是一部系统总结北魏及其以前的农业生产经验，特别是北方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学著作，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齐民要术》第六卷专讲畜牧，内容涉及马、羊、牛等家畜，有关技术内容则遍及选种繁育、饲养管理、疾病防治、畜产品的加工等诸多方面，其水平之高，充分反映了北魏畜牧业所取得的成就，对后世的畜牧生产具有很大的影响。虽然这一部分只有一卷且仅占全书的十分之一，“但在中国古代综合性农书中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12]，由此可见其地位与重要性了。而这部分，据游修龄先生统计：叙述马的字数占全部畜牧字数的45.45%，羊占25.75%，马和羊合占71.20%，是绝对多数[13]。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厚的草原文化的烙印，也充分说明了马和羊在北魏畜牧业生产中的地位。

马对于来自北方草原的拓跋鲜卑来说，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首位，主要是马的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包括别的朝代也是如此，而且专辟马政。这从中国古代畜牧兽医方面的书中也可以看出，涉及到马的书占了绝大部分，且大多是以专书的形式出现的。《齐民要术》中关于马的饲养，认为饮食上应当遵循“三刍”即饥时喂粗料，饱时喂精料，引诱多吃和“三时”即朝饮少量，昼饮酌量，暮饮足量；在繁育上，马驴的杂交，需要父强母壮。另外，还提出了军马的临时强健法等等。

但是，《齐民要术》畜牧部分有关养马的内容，缪啓愉先生认为“《要术》所载相马内容，颇为繁琐、零乱重复既多，也间有出入，与他篇大不相同”，“怀疑其中大部分是后人插进去的”[14]，所以它并不能较为深刻系统地反映出当时畜牧业的技术水平。而真正能代表畜牧生产水平与成就并对后来产生很大影响的便是《齐民要术》中的养羊篇。

作为北魏统治者拓跋鲜卑这样的游牧民族，羊的皮毛、肉酪可以满足他们的衣、食、住等方面需求，所以羊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拓跋魏的入主中原，“一向对于乳类没有多大兴趣的汉民族，似乎由于学习北方民族的风尚，大量养羊”[15]，饮食方面渐为“胡化”，羊肉酪浆已然成为“中国之味”[16]，并且做毡及制作酥酪等畜产品的加工已开始盛行，社会的需求俨然促进了养羊业的发展。所以《齐民要术》养羊篇反映的当时生产技术成就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表2：《齐民要术》养羊技术要点

————|技术要点

选种繁育|“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上；十一月、二月者，次之”这个留冬羔作种的原则至今仍在沿用

饲养管理|“牧羊必须大老子、心性宛顺者，起居以时，调其宜适。卜式云：牧民何异于是者”[17]，这是对于牧羊人的选择。“既至冬寒，多饶风霜；或春初雨落，青草未生时，则须饲，不宜出牧”，舍饲与放牧应结合起来

饲草储存|“积茭之法：于高燥之处，竖桑、棘木，作两圆栅，各五六步许。积茭著栅中，高一丈，亦无嫌”，即保存过冬牧草的方法

制酪做毡|“于鐺斧中缓火煎之”，“四五沸便止”，“以张生絹袋子，滤熟乳著瓦瓶子中卧之”，制酪应慢火煎，瓦罐盛。做毡“秋毛紧强，春毛软弱”应该混用，并且“不须厚大，唯紧薄均调乃佳耳”

疾病治疗|“羊有疥者，间别之”当时已经认识到通过隔离以防止疾病的传染。“当栏前作渎，深二尺，广四尺，往还皆跳遇者，无病；不能过者，入渎中行过，便别之”以此来检验羊的健康状况

《齐民要术》养羊篇所总结和反映的北魏畜牧业的生产技术成就，在中国的养羊史甚至于畜牧史上都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和影响。它是“保存到现在的最古我国养羊技术资料”[18]，并且“要了解古代养羊的实际方法，应以《齐民要术》的记载为最有价值”[19]，这是对《齐民要术》养羊篇最好的评价。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养羊篇所载的方法内容，很有可能并不像别的卷篇那样包含了对以前的技术经验的总结，而是在北魏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劳动人民自身在生产实践中总结提炼，并且借鉴北方畜牧生产的经验方法的结果，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上不断交汇融合的产物。日本农史学家天野元之助在其《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研究》一文中就曾指出“《要术》卷六畜牧加工部分是吸收了拓跋族的生产经验。仅从其记叙字数就不难看出，有关羊的饲养比重已远超出此前占优势的猪。从而可见此一时期，华北农民对羊的饲养已处于优势地位。羊的饲养跟农户的活动有密切相关的诸多问题，在《要术》养羊第五十七中，大体可以窥之，而体现这些经验的记述，只能是依据直接经验者，其中理应包括有些是从北方民族学来的”[20]。“要术最重要的优良作风之一是引书都注明出处”[21]，而本篇标明出处的仅有一处，即引用《家政法》中的有关内容，“养羊法，当以瓦器盛一升盐，悬养栏中，羊喜盐，自数还啖之，不劳人收”等。由此看来，养羊篇所反映的成就可能是那一时期独创的。

中国古代农书中关于畜牧兽医方面的，以马、牛为最多，驼、猪次之，但有关养羊的专著，则几乎就没有。同时“属于畜牧学性质的著作，除去相牛经、相马经之类而外，专讲育种、饲养的可说是寥若晨星。反之，兽医书却很不少。在这些著作中，关于家畜的饲养管理的知识沦为附庸”[22]。可见《齐民要术》养羊篇在养羊史上属于一篇非常有分量的著作，并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国现存最早的元代官颁农书《农桑辑要》中涉及到养羊的部分几乎全部引自《齐民要术》。另外一本元代三大农书之一的《王祯农书》中的羊养技术方法，一字不差全部抄自《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中除了马、羊，对于其它家畜诸如牛、驴、骡、猪、鸡等均有所论及。从书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驴骡这两种由北方传入，中原地区以前没有的动物，在那时已� 书中关于猪和鸡的饲养管理，也都设立了单独的篇章，材料很多，论述很有价值。

三．北魏农牧结构的变动

当北魏的畜牧业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直至达到顶峰的时候，对于作为统治者的拓跋鲜卑来说，农业，这个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更为悠久历史的经济部门，也得到恢复进而不断发展，最终取代了畜牧业经济，在国家经济中重又占据首要地位。

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早期很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到了道武帝拓跋珪（386～408）时期，随着与中原农耕民族不断冲突交往过程中，统治者开始渐渐意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相应的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像“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23]、“给农器，记口受田”[24]等等。但是从建国至北方统一的这一个时期，在推行农业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来自游牧贵族的阻力，加之采取的措施仅具有权宜应急性，所以农业发展缓慢，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非常小。畜牧业经济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水平上都远远超过农业经济，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太武帝拓跋焘（424～452）完成统一北方大业以后，通过颁布政策措施，农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加之随后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少，规模也越来越小，这使得以掠夺为主要来源的畜牧业的比重在有所下降，但比起种植业来还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此时北魏统治集团内部仍有人声称“国人本着皮套，何用棉帛”[25]，可见农业经济结构尚待全面进行调整。

从孝文帝拓跋宏（471～499）太和九年（485）实行均田制到北魏末年，迫于人口激增，对衣食需求的加大，从而进入了农牧并重平行发展并最终农业超过畜牧业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旨在“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26]的均田制的提出与大力推行，使得土地与劳动力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客观上为北魏农业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随后产生的三长制，即设立邻长、里长和党长，三长负责检查户口、收缴赋税、征发徭役以及督促生产，它使得农 如果说均田制的实行是北魏进入农耕社会的标志的话，那么三长制的创立则是北魏“汉化”深化的重要标志。农业经济此时已占据了优势地位，农业生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畜牧业的比重在逐渐降低，但“如果说鲜卑拓跋部的游牧经济已不复存在，那是错误的”[27]。河阳牧场的存在，至少是个例证。

四、北魏畜牧业经济的生态影响

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以畜牧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它的主要效益是减少了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从而减少了黄河决口泛滥所带来的灾害。这也是北魏统治者得以把河阳牧场修建在黄河边上的原因。北魏最后一个大型国有牧场河阳牧场，靠近黄河北岸，距离黄河仅10里，沿黄河呈条状分布。作为亦农亦牧的地区，在这之前畜牧业就已有之。《晋书·束皙传》中记载，“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28]。这里的“州司十郡”即包括黄河中游南北两岸境。河阳牧场常备戎马十万匹，不但肩负着京师的警备要务，同时还要为京师提供肉酪等畜产品，可见其对于北魏统治者来说是何其重要了。

从公元70年的东汉初期至九世纪末的唐朝时期，黄河出现了大约有八百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据记载，整个魏晋南北朝一共只发生过六次河患，而北魏仅有两次，且这两次也都发生在道武帝统一北方之前，分别为“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八月河内（今豫北）大水（一作雁门河内大雨水）；神麚四年（公元431年），魏南鄙大水，自山以东，遍遭水害，民多饿死”[29]。如果我们再把历史推进到500年后的北宋，就会发现，虽然长期动乱分裂的局面结束了，但是黄河河患决口却更甚从前，平均每1.5年便决溢一次[30]。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当黄河流域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它对于生态破坏的程度远远小于农耕经济。“历史时期某一地区的植被破坏情况如何，又主要取决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方式”[31]。农耕对于植被的破坏是相当大的，而畜牧经济只要不过度放牧，草原植物基本上就不会受影响。而植被的破坏与否，特别是对于黄土高原来说，直接关系到水土流失的程度以至河道淤积，黄河泛滥。所以当畜牧经济转向更为“文明先进”的农耕经济时，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会发现是得不偿失的。比较北魏和北宋黄河决口的次数，当可说明这一点。即畜牧业处于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就少，当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则偏多。正是由于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的发达，才使得黄河中游较大水患仅发生两次，以致北魏出现了长达九十年的安定局面。谭其骧先生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中指出：“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业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下游之所以会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决定性因素”。

参考文献：

1．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韩国磐：《南北朝经济史略》，.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3．石声汉：《中国农学遗产要略》，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4．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5．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6．张仲葛、朱先煌主编：《中国畜牧史料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7．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8．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9．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1期。

注释：

[1]《魏书》卷1《序记》。

[2]参见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399－400页。

[3]《魏书》卷2《太祖纪》、卷103《高车传》。

[4]《魏书》卷4《世祖纪》上、卷103《高车传》。

[5]《魏书》卷110《食货志》。

[6]《魏书》卷44《宇文福传》。

[7]《魏书》卷103《高车传》。

[8]《魏书》卷103《高车传》。

[9]《魏书》卷110《食货志》。

[10]《魏书》卷3《太祖纪》。

[11]《魏书》卷18《广阳王元深传》。

[12]李根蟠：《从〈齐民要术〉看少数民族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13]游修龄：《〈齐民要术〉成书背景小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4]缪啓愉：《〈齐民要术〉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387页。

[15]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59页。

[16]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3。

[17]卜氏语见《史记·平准书》，此处是贾氏意述，不是原文。原文为“非独羊也，治民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

[18]邹介正：《我国养羊技术成就史略》，《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19]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20]天野元之助：《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研究》，山田庆儿编《中国的科学和科学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8年，第548－550页。

[21]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356页。

[22]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农业出版社，1964年，第346页。

[23]《魏书》卷3《太祖纪》。

[24]《魏书》卷3《太宗纪》。

[25]《资治通鉴》卷125《宋纪》元嘉27年。

[26]《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

[27]张维训：《论鲜卑拓跋族由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8]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29]周魁一：《中国水利史稿》上册，水利电子出版社，1979年，第250页。

畜牧学论文 12

关键词： 草原管理；草原畜牧业；草原恢复；对策

中图分类号： S 8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5500（2012）06006707

草原畜牧业是以草原为基础，主要采取放牧的生产方式，利用草原牧草资源饲养家畜来获取产品，以草原畜牧业经济活动为主的经济类型[1]，是北方草原区的主要生产方式。多年来草原区的生态保护和生态恢复建设总体上没有摆脱“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因此，全国90%以上的可利用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地退化、沙化、盐渍化、石漠化，北方草原家畜平均超载36%以上，草原生产能力不断下降，产草量下降[2，3]，相关的政策和措施没有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状况的恶化趋势，因此，反思草原畜牧业的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状况尤为迫切。

1当前草原畜牧业发展的理论

笔者初步将国内的草原管理的理论分为4类，即系统发展论、本土发展论、替展论和游牧发展论。

1.1系统发展论

系统发展论是指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充分利用草原生态系统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合理匹配草原生态系统各要素与系统外各要素，充分发挥各要素效益的理论。系统发展论以任继周的草原农业系统发展理论为代表[4]，任继周[5]提出的草原4个生产层理论和系统耦合理论，充分利用界面理论，实现了资源的优化和各个层次的发展。在任继周《河西走廊盐渍地的生物改良与优化生产模式》[6]和《河西走廊山地―绿洲―荒漠复合系统及其耦合》[7]著作中，系统发展论都有具体体现。

1.2本土发展论

本土发展论是基于本土，本地的生产、生活和风俗传统，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发展理论。本土发展论着重强调本土经验，对于当地发展不相适宜的策略持反对和抵制态度。本土发展论充分遵循草原畜牧业的发展规律，谨慎的对草原农业生态系统施加影响。持本土发展论的是以达林太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

达林太[8]认为制度安排不合理是造成内蒙古土地荒漠化的制度因素，农耕文化入侵是造成土地退化的文化根源。建立在以平衡生态系统为特征的美国草原基础之上的理论，不适合属于典型的非平衡草原生态系统的内蒙古草原。游牧变定居，牲畜行走距离增大，造成定居点周围牧道增多、重叠利用，同时定居点周边践踏严重，导致荒漠化向周边辐射。不合理的牧草引种导致物种入侵，排挤土著物种，破坏自然系统；引入改良的牲畜，由于采食和营养的不同，改变了当地草本的建群，使荒漠地带的灌木失去了草食性动物的抑制，灌木疯长导致土地退化。内蒙古的超载过牧，其实大部分属于非牧民（移民），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某些个人，实际上真正牧民的牲畜一直未达到适宜载畜量的上限。

王晓毅[9]认为草原承包到户是游牧停止、环境恶化的关键因素，人口和牲畜增加不是直接因素。一些地区的牧民搬迁了，但他们仍依靠牧区的资源，甚至消耗得更多。有些地方将最希望保护草原的牧民迁了出去，而腾出的空间转给了资本和外来的流动人口，并没有减轻对草原的使用，结果草原进一步缩小，受到更大破坏，严格执行休牧禁牧的政策不可能。依靠秸秆和购买的饲料将牲畜圈养，只能更多地榨取自然资源和资金（费草、费水、费药、费工、费油），牧民肯定赔钱。况且草原上的食草牲畜又不可能完全圈养，特别是春季，这个季节是牲畜最希望早点吃到青草的时候，所以夜牧、偷牧就成为必然。牧民偷牧使政府开始与牧民玩“猫与老鼠”的游戏，罚款成了基层管理部门不成文的常规收入。因此，休牧禁牧只是增加了放牧的成本，并没有减少放牧时间。草原土地承包后，牧民大面积开垦荒地，牧业向农业转型。刚开始，畜牧业的发展受益于开荒种地获得的资金和秸秆。但获取利益的代价是大面积草原被破坏，山坡地水土流失等。

1.3替展论

替展论是改变牧区的生产方式或者让牧区休养生息，将牧区的生产转移到其他区域，实现牧区生产功能被替代，实现草原恢复的理论观点。替展论本质上是系统的大耦合，通过消耗系统之外的资源发展畜牧业，缓解草原区的饲草料短缺。替展论以张新时、许鹏为代表，是目前草原管理理论体系的另一个主流，主张将退化草原保护起来，建设人工草地，进行舍饲圈养或者将牲畜转移别处，实现草原的恢复和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张新时建议将牲畜赶下山来，在农区发展人工草地，实行舍饲圈养，让草原区恢复，而且要进行人工的干预和投入，加快草原区的恢复。建立产业化与集约化经营的现代人工草地畜牧业，实现草原的可持续发展[10-12]。许鹏[13，14]提出“生态置换”理论，建议将山区的牲畜迁到平原区，建立人工饲草料地，是山区退化草原恢复的策略。另外，蒋高明[15]还提出“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理论，此处将其归为替展论。他提出“以地养地”、“以自然力恢复”、“畜南下、禽北上”，将畜牧业移到农区，充分利用农区的秸秆发展畜牧业，在草原区放养鸡鸭鹅等家禽，减少草原区的破坏，充分利用草原区的草籽等优势，推进草原区的恢复。

1.4游牧发展论

游牧发展论认为要恢复草原，保持草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全面恢复游牧，消灭游牧等于消灭游牧文化，就等于毁灭草原，文化荒漠化是草原荒漠化与沙尘暴的根源[16，17]。日本学者松原正毅认为“游牧和农业一样，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生活类型之一”。在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选择游牧经济，是同大自然长期磨合的结果，也是人类向大自然学习的结果[18]。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只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畜牧业和游牧民族，把他简单地视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整合的单一对象，而要从文化多元性、人类可持续性的文明类型的高度去全面审视和阐述它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固有的内在结构系统和类型[19]。

综上，许鹏和张新时的草原恢复和重建策略本质上相同。任继周提出的“系统耦合”理论从根本上也是与许鹏和张新时的观点一致，归根结底是资源整合和开发新的资源，保护好已经破坏的资源。王晓毅[9]认为，“单纯的关注草原植被，忽视甚至依靠开采地下水恢复草原，结果只会对草原的生态带来更严重的问题”。因此，发展人工草地时，对地下水的破坏会对草原生态系统造成更深远的影响。所以，笔者更同意任继周的观� 游牧发展论其实包含在本土发展论之内，由于游牧发展论的突出地位，以及历史上的长时间应用实践，所以才把它单独列出来。

2当前草原畜牧业发展的政策

2010年夏，中国科学院举行了“中国生态大讲堂2010年夏季焦点论坛”，其主题是“草原生态系统服务与草原管理政策”，论坛有两个核心观点：（1）现行的草原政策存在误区。论坛关注的议题包括草原管理的由上而下的草原政策、城市主导的草原政策、游牧的合理性、网围栏、走“敖特尔”、休牧禁牧的游击战、“牧户联营”、退牧还草项目、京津风沙源项目等。研究表明牧民对退牧还草和休/禁牧持抵触意见、并经常偷牧，牧民与基层官员达成了默契，致使这个政策难以落实。但根本上是因为这些政策和牧民的生产生活相脱节造成的。（2）游牧是一个顺天应时的生产方式，不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因此，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牧区的实际生产生活习惯，制定适合本地本土的政策。

目前我国有关草原区的重大战略型政策包括草原承包制、草畜平衡制度、定居舍饲、休牧禁牧轮牧、退牧还草制度、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等。总体上摒弃了落后的、古老的、粗放的游牧管理方式。

2.1草原承包经营制度

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的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明确草原权属，落实草原承包经营权，强化草原承包经营管理，规范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充分调动广大农牧民保护和建设草原的积极性，转变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保障草原生态安全，实现草原资源永续利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20]。另外，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联户经营。目前，已在甘肃、内蒙古等多地实施，从一定程度上表明草原联产承包制度面临着新问题和新挑战[21]。

2.2草畜平衡制度

草畜平衡制度，根据区域内草原在一定时期提供的饲草饲料量，确定牲畜饲养量，实行草畜平衡。国务院要求农业部要尽快制定草原载畜量标准和草畜平衡管理办法，加强对草畜平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省级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草畜平衡的组织落实和技术指导工作。县级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草畜平衡的具体管理工作，定期核定草原载畜量。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宣传，增强农牧民的生态保护意识，鼓励农牧民积极发展饲草饲料生产，改良牲畜品种，控制草原牲畜放养数量，逐步解决草原超载过牧问题，实现草畜动态平衡[21]。

2.3退牧还草、划区轮牧、休牧和禁牧制度

为合理有效利用草原，在牧区推行草原划区轮牧；为保护牧草正常生长和繁殖，在春季牧草返青期和秋季牧草结实期实行季节性休牧；为恢复草原植被，在生态脆弱区和草原退化严重的地区实行围封禁牧。各地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实施划区轮牧、休牧和禁牧。地方各级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制定切实可行的划区轮牧、休牧和禁牧方案[21]。

2.4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经济调控政策

从2011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牧民生产性补贴和绩效考核奖励等方面，支持内蒙古、新疆、、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 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22]。“中国草地生态环境建设战略研究报告”认为现在的补贴政策是对的，但是是被动的[23]。

3草原畜牧业发展理论与政策的关系

游牧发展论在目前被认为是落后、粗放的畜牧业发展理论，在目前政策中没有体现。本土发展论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近年来才有所重视，其标志就是973项目“中国西部牧草、乡土草遗传与选育的基础研究”的设立，这是本土发展论开始受到重视的起点。而替展论在实践中已经有所利用，许鹏的“生态置换”在新疆地区已开始逐渐落实；张新时[24，25]“建立六亿亩高产优质人工饲草基地”虽没有完全落实，但人工草地的建设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蒋高明的理论已有部分实践，诸如内蒙古草原兴发的“草原绿鸟鸡”，但在面上并没有实现；表明了国内草原畜牧业科学理论在政策中有部分体现，在实践中也有部分实行，但根本上来说，理论对政策的指导还相对较弱，并且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我国草原区的承包制强调提高牧民的生产积极性，是借鉴了农区的土地承包制，而农区的土地承包制是发端于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土地承包实践。将部分地区的实践提升为理论，然后在其他领域推广。4种草原畜牧业发展理论在承包制也有部分体现。

草原生态补偿制度是一种经济调控手段。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有能力来补偿牧民休牧禁牧造成的部分经济损失，从而促进草原恢复，改善草原环境，在本质上是政府拿钱购买生态服务。如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相当于牺牲草原区的生产换来城市的良好生态环境。

总体分析，本土发展论在目前的主流的草原管理和决策理论中体现不多，游牧发展论当前是被摒弃的，认为是落后的生产方式；系统发展论和替展论都有部分实行，诸如草原区人工草地的建设，网围栏的建设，休牧禁牧，可以说目前决策执行的基本是系统发展论和替展论的思想，本土发展论和游牧发展论被主流思想界认为是不适合现代化发展的落后思想和经营理念，不为主流科学界和实践重视。

4当前草原畜牧业理论及政策存在的问题

4.1政策制定的问题

目前有关草原区的重大战略型政策包括草原承包制（定居舍饲），休牧禁牧轮牧。摒弃了被认为落后的古老而传统的游牧制度，实行牧民定居，舍饲圈养的现代化草原畜牧业。实施草原承包制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行以草原家庭承包为主的经营制，增强了广大农牧民保护和建设草原的主人翁意识，使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以发展生产为目的的承包制同时也带动了公地的破坏、牲畜数量的大量增加和草原的严重退化。

目前，我国的许多管理是以中央政府制定重大决策，地方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地方性行政法规为主。地方上制定管理措施灵活性大，受利益驱使导致政策不利于草原永续发展。从人才引进方面，引进的工业人才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和矿产采选冶炼等破坏环境的工业领域[26]，而且某牧区的指导思想是“工业强旗”[27]，一半以上的GDP增速是靠工业发展，尤其是煤矿、矿藏开采和电力行业。“东乌旗工业强旗，优先发展矿产采选业、金属冶炼和煤电石油等支柱产业，将最大的牧区打造成内蒙古自治区3大有色金属冶炼基地之一”。锡林郭勒盟拥有内蒙古1/5的天然草地，众多的露天煤矿、化工厂和发电厂使得千里草原变成新型能源基地[28]。

另外，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经济学家的话语权高于科学家和社会学家，这种不平衡的话语权机制导致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可持续性。

4.2政策执行的问题

政策执行过程中，措施不力，导致严重后果。在执行国家的草原管理方面，国家层面有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地方各省区也有各级草原监理中心，地方上因地方政策和经济发展需要，草原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被置于相对次要地位，着重发展工业，追求短期的高GDP，导致了草原破坏严重。如内蒙东乌旗造纸厂和开矿造成草原污染严重[29，30]，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地方政府开矿破坏草原，超量开采地下水[31]。内蒙古3次产业结构由2005年的15.1∶45.4∶39.5调整为2010年的9.5∶54.6∶35.9，总体上完成了由农牧业主导型向工业主导型的历史性转变[32]，也就表明了草原区历来以粗放的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变为了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4.3基层部门和牧民的问题

制定政策缺少公众参与，不切合牧民的实际情况，基层部门冒进式发展。根据《新疆实施牧民定居工程规划》，新疆将在2011～2020年，实现16.93万户、76万多名牧民定居。为实现这一目标，新疆将加快“三个1000万亩”高标准饲草料生产基地建设，让定居牧民拥有充裕的生产资料，改变“人定畜不定”现象[33]。草原开垦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受益者是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而世代以游牧为生的牧民被排斥在开发利用资源之外，不但没有获益，反而因草原萎缩和环境恶化而受到损害[34]。

目前，我国在草原生态治理政策制定中还没有实现公民的有序参与，这是导致我国现有草原生态治理政策不能实现政策目标的一个主要原因。草原生态治理的主体是农牧民，面对日益严重的草原生态问题，我们不能忽视广大公民、特别是农牧民的作用，草原生态治理的好坏归根到底要看农牧民的行为和态度[35]。

5对草原理论与管理现状的思考

我国的草原管理政策制定实际基于两个观点：超载过牧和草原退化。相对应采取了休牧禁牧、饲草地建设、棚圈建设、生态补偿等一系列措施。现行政策让草原区彻底放弃放牧以恢复和改变草原功能，由畜牧业改为家禽业是不可行的，在关注自然和经济的同时，必须实现持续发展。

“退牧还草”围栏封育，涉及到饲草料基地选址和建设、棚圈建设的问题不好解决；“退耕还草”涉及到退耕牧民如何转移，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问题；牧民定居下来之后，是否适应新生活及存定居牧民回流问题；“草畜平衡”中数量与草原的可持续发展呢。牲畜过牧是不是个伪命题[8]，过牧的本质问题及原因，是否存在农耕文化入侵游牧文化的状况这些问题都是在采取措施时需要考虑的。

牲畜数量的盲目增加，一方面是人口的大量增加所致，另外也是由于经济学上追求利润最大化所致。但目前现状表明上述问题是结果，而非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制度性的后果，草原退化也是制度性退化，制度性的问题不解决，问题会层出不穷。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36]认为，中国无法复制西方的现代化。西方基本是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对于中国的草原畜牧业是无法实行的，按照温铁军的思想，在中国实现草原畜牧业的现代化，根本上还是工业对牧业的掠夺，破坏了原本原生态的草原畜牧业。这与王晓毅等[9]的草原退化的恢复是城市建设导向的观点是相似。就是农牧区的发展是服从于城市的发展，而并不是真正基于农牧区而制定的政策。现在的生态补偿根本还是当初农牧区服从于城市工业化付出的补偿，而且只是偿还了一小部分。

另外，现在牧区的煤炭开采，过分强调经济发展，追求GDP，弱化了环境保护和畜牧业生产。2012年国务院批准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区域经济增速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均衡发展而言，西部确实需要“双高于”，但实现这一目标所面对的生态环境挑战，专家认为形势非常严峻[37]。为了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出发展经济的目标是正确的，但是为了达到西部与东部同时实现小康社会而加速西部地区的发展，在目前的国情和体制下则必然会出现盲目快上，过度发展工业，忽视基础性产业――西部的畜牧业发展的情况，从而仅仅实现了暂时的经济的改善，而破坏了西部的生态环境，失去了永续发展的基础。因此，一切发展都必须服从于自然发展规律，决策要充分考虑各方意见，提高决策的公众参与度。而且我们以往的政策是工业化导向，城市发展导向的牧区退化恢复策略，而不是牧区发展导向的。另外，一个错误导向就是农区政策入侵牧区，这两点必须改变，如果不改变，很难实现草原区的永续发展。

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没有有效交流，甚至国家各部门之间也是各自为战。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大型部级项目，涉及范围广，需要多部门联合参与，项目管理者和参与单位壁垒严重导致了草原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知识长期得不到更新[38]。Daniel Miller[39]提出游牧民族的本土知识及经验对中国西部草原牧场发展策略非常重要，这本身就是牧民对草原资源政策制定的贡献，只是现在被忽视了。

6结论与建议

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各异，很难用一个理论来规范各区域的生产生活，笔者总结的4个草原区的发展理论――系统发展论、本土发展论、替展论和游牧发展论，对目前的不同层次上的决策起了指导性作用，但由于这些理论的完备性或接受性的差异，在决策和实践中起的作用差别很大，所以理论的深入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目前，牧区政策是城市发展和工业化发展导向，农区政策和农区生产方式入侵牧区集合体，而非牧区发展本身导向的政策，如果要想使草原回归本原，必须充分了解草原区的发展规律和生产方式，实现草原共管，在此基础上，做出引导性政策。

基于以上考虑，提出未来草原畜牧业发展的10条建议：（1）根据现有的草原畜牧业理论完善、修改或者制定新的决策建议；（2）应该充分利用系统耦合，拓展饲草来源，减轻草原压力；（3）合理规划草原的休牧禁牧计划，使草原得到合理的休养生息，实现永续利用；（4）对草原恢复进行适度的影响，同时在水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发展人工草地；（5）加强乡土牧草的研究，审慎引入其他地区的牧草；审慎的利用现代生物技术进行牧草和畜种的改良和新畜种的引进；（6）实现草原区的多种经营，养禽和养畜相结合，增加收益，减轻草原压力；（7）停止一切不合理的，严重破坏草原的采矿企业；（8）加强政策制定过程的牧民参与度，实现草原共管；（9）加大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和旅游业等绿色产业的发展，将生态产品作为牧区另一经济增长点；（10）建立游牧特别区域，实践游牧恢复与当前政策草原恢复的比较，为草原更好的恢复和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探路。

参考文献：

[1]侯向阳。 中国草地生态环境建设战略研究[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2]杜青林。 中国草业可持续发展战略[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3]丁连生。 甘肃草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第1版）[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4]任继周。 草地农业生态系统通论（第一版）[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5]任继周。 发展草地农业推进我国西部可持续发展[J]. 地球科学进展，2000，15（1）：19-24.

[6]任继周。 河西走廊盐渍地的生物改良与优化生产模式[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7]任继周。 河西走廊山地-绿洲-荒漠复合系统及其耦合[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8]达林太。 草原荒漠化的反思[J].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5（3）：46-50.

[9]王晓毅。 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内蒙古六个嘎查村的调查[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0]董孝斌，张新时。 内蒙古草原不堪重负，生产方式亟须变革[J]. 资源科学，2005，27（4）：175-179.

[11]董孝斌，张新时。 我国草地的发展观[J]. 生态经济，2005（10）：70-73.

[12]董孝斌，张新时。 发展草地农业是农牧交错带农业结构调整的出路[J]. 生态经济，2005，153（4）：87-89.

[13]许鹏。 新疆草地资源特征与生态治理[J]. 新疆环境保护，2004，26（增刊）：34-37.

[14]许鹏。 发展水草林生态功能，实施生态置换工程。 优化配置西部资源坚持高效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大会报告[R]. 2001.

[15]蒋高明。 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M].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

[16]刘书润。 消灭游牧文化就等于毁灭草原[EB/OL]. 蒙古文化（2008-11-26）.http：//.com/mengguwenhua.

[17]汪永晨。 追求野人的足迹――中国环保领跑者[M]. 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

[18]乌日陶克套胡。 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19]牛锐。 正确认识游牧文明，科学治理草原[N]. 中国民族报[第六版]，2006317.

[20]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 农业部要求加快推进各地草原家庭承包制[N/OL]. http：// sdpc. gov. com/xxfw/fgdt/t20070409_127873. htm.

[2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的若干意见[R]. 2002916.

[22]农业部新闻办公室。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实施动员布置会在京召开[J]. 吉林畜牧兽医，2011（6）：5.

[23]侯向阳。 中国草地生态环境建设战略研究报告[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144.

[24]张新时。 关于我国建立六亿亩高产优质人工饲草基地的咨询报告[R]. 中国科学院院士咨询报告，2005.

[25]张新时，唐海萍，孝斌。 内蒙古草原的困境与可持续发展之路[C]. 2004年中国西部论坛会议论文。

[26]锡林郭勒盟组织部。锡林郭勒盟2011年工业经济人才引进工作实施方案[EB/OL]，-xgyw/wwzzb-rcgz/201206.

[27]内蒙古改革开放30年发展回顾调研组。 坚持工业强旗加快赶超步伐[N]. 内蒙古日报，20081209.

[28]王欲鸣，柴海亮。 千里草原正变成新型能源基地开发保护能否双赢[N]. 经济参考报，20091010.

[29]郝冰。 关于内蒙东乌旗草原破坏情况的报告[C]. 自然之友，2002（2）：30.

[30]宋欣洲。 内蒙古东乌草原严重污染及破坏事件已由国家环保局列为2005年挂牌督办首批环境违法大案[J]. 草业科学，2006，23（5）：86.

[31]徐谷明，庞皎明。 草原“争夺战”：在财富与环保之间[N]. 中国经济时报，20060817.

[32]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R]. http：// gov. com/20110130/content_1795 396. htm.

[33]关俏俏。 今年新疆有1.58万户牧民告别风雪游牧生活[N/OL]. http：// xj. xinhuanet. com/201112/11/content_24310419. htm.

[34]黄建英。 北方农牧交错带变迁对蒙古族经济文化类型的影响[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83.

[35]郭建德。 我国草原生态治理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研究[D].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0.

[36]温铁军。 无法复制的现代化[J]. 中国改革，2002（2），13-15.

[37]王卉。 经济增速难偿西部生态代价[N]. 中国科学报，2012316.

畜牧论文 13

1.创新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畜牧产业模式。

充分依托京津资金、技术、市场、消费需求等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河北土地、劳动力、饲草饲料等方面的相对资源优势，创新畜牧业发展模式，迎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需要。加快调整空间布局。在紧邻京津的张家口、承德、唐山、廊坊、沧州、保定等市的23个县（市、区）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培育环京津特色产业带；推行屠宰加工企业与养殖户订单生产，合同收购的养殖模式。平原区加强对现有中小型养猪场标准化改造，引导发展年出栏5000头以上适度规模养猪场，重点发展存栏1万～2万只的蛋鸡标准化规模场，推行标准化规模养殖。燕山、太行山山区县以肉羊和肉禽为重点，发展适度规模肉羊、肉禽养殖，推行绿色无公害畜禽生产，进一步增强京津市场供给能力。加快调整畜禽品种结构。生猪养殖方面，将原定的瘦肉型改变为肥瘦兼用型，延伸瘦肉型猪出栏时间提高脂肪厚度，适应京津大众消费者口味。蛋鸡养殖方面，将原定的白壳蛋鸡和褐壳蛋鸡改变为粉壳蛋鸡，增加粉壳蛋鸡养殖数量。培育河北柴鸡新品种，发展山地放养型柴鸡，生产高品质柴鸡蛋，适应京津消费者的喜好。在肉牛养殖方面，大力发展乳肉兼用型牛，开发高档牛肉产品，满足京津高端消费需求。在奶业方面，大力发展有机生态奶、草原牧场奶、巴士消毒奶，提高乳脂率和乳蛋白率，抢占京津高端奶业市场。打造全链条畜牧经济。创新“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合同销售”模式，大力发展新兴养殖经济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稳定供求关系、延伸产业链条。在环京津生猪主产区，以唐山双汇为核心，带动玉田、迁安、抚宁等县发展100个标准化养猪基地，带动4000个养殖户，与京津合资改造提升5个现代化屠宰场，将单体每年供应京津冷鲜肉能力从2.5万吨提高到4万吨。蛋鸡养殖以沧州万雉园为纽带，带动100个蛋鸡存栏1万只以上的标准化规模养殖场，采用喷码、清洗技术，生产高档产品供应京津高端市场，通过提供饲料、兽药、疫苗、养殖技术等方式建立蛋鸡养殖合作社，带动中小规模养殖户建设100个生产基地，生产中档产品供应京津大众市场，扩大京津市场占有量；以大厂福华为核心，在张家口、承德坝上半牧区，利用国家肉牛产业政策，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力推广地理标志牛羊肉产品，抢占京津市场，满足市场需求。

2.建立适合京津市场需求的优质畜产品基地。

一是提高畜禽品种质量。充分发挥京津畜禽种业优势，加强与京津畜禽种业科技合作，加快技术成果转让，重点突出骨干品种，提升现有生猪、蛋鸡国家核心育种场和繁育场建设水平，共同指导培育一批基础设施健全、畜禽品种优良、技术水平先进的种畜禽场，尽快达到国家核心育种场和繁育场要求，提高畜禽原种场、扩繁场的供种能力。充分利用京津地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共同培育大午金凤褐壳蛋鸡羽色自别新品种，提高市场占有率，共同培育优质乳肉兼用品种种公牛，提高后代母犊单产水平和乳成分、提高后代公犊的产肉性能。二是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充分发挥1010个部省级示范场和21个示范区的示范带动作用，积极开展设施达标、健全制度、规范规程、标准化示范、严格执法、全覆盖培训“六大规范化管理行动”，将示范区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1～2个百分点。充分利用畜牧业生产扶持项目的调节作用，引导生猪、蛋鸡、肉鸡、肉牛、肉羊散养户和中小规模场加大资金投入，通过改造提升，扩大生产规模，实施标准化生产，淘汰落后的养殖方式，将河北规模养殖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加强督查指导，推广先进典型，规范投入品控制，规范养殖行为，规范档案填写，将规模养殖场备案率由76.3%提高到80%提高，提高畜禽生产能力和水平。三是强化畜产品品牌建设。加大河北特点畜产品宣传，将培育畜产品品牌作为提升畜牧业竞争力、提高畜产品附加值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内容来落实，争取将石家庄君乐宝、徐水大午、沧州万雉园、唐县国富唐尧、唐山中红三融等31个省内知名养殖品牌企业，打造成5个全国知名养殖品牌企业，河北畜产品在京津市场的占有率提高5个以上百分点。

3.构建满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市场。

京津冀要破除限制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障碍和行政区划藩篱，对标珠三角和长三角，加快建设京津冀畜产品统一市场的步伐。充分挖掘无形市场的潜力。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无形调节作用，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涉牧企业、养殖大户利用河北畜牧兽医综合信息平台，按照京津市场供求信息组织生产和销售。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各级畜牧兽医部门要科学分析研判京津市场畜产品供求的现状和趋势，根据现代畜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波动规律，针对京津高端畜产品消费需求趋势，组织各类养殖企业、专业合作社开展市场需求和营销培训，利用各类扶持政策，引导养殖户实行标准化生产，开展有针对性的特色养殖，提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提高京津市场占有率。充分发挥有形市场的主导作用。加大河北畜产品直接进入京津卖场，引导农民合作社、涉牧企业、养殖大户与农贸市场、超市直接对接，建立京津社区直营店，周末开展京津社区大篷车服务，减少中间环节，提高销售收入，实现畜产品精准销售。发展网络配送和网络销售等新兴业态，引导和组织有条件的专业合作社、大型养殖企业开通电子商务网站构建京津配送体系，通过网络推介和销售畜产品，争取相关部门对在京津开设网营店，提供直送业务的配送公司给予税收优惠，增加养殖效益。着力培育经纪人队伍。加强畜产品交易经纪人行业自律，提高信誉度，组织开展研究京津畜产品市场内在规律和质量要求，及时反馈市场信息，积极对接京津市场，最大限度提高京津畜产品市场占有率。引导经纪人充分利用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外迁的机遇，组织养殖户、合作社与新建市场发展订单养殖，优化养殖结构，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减少生产的盲目性。建立京津冀三地畜产品检测监测结果互认机制。建立健全京津冀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统一人员培训、统一检测参数、统一检测设备、统一检测方法，实现畜产品检测监测结果互认。充分利用畜牧兽医综合信息平台，完善畜产品生产、运输、销售等要素信息，加快与京津信息联网进度，最终实现畜产品二维码检索全覆盖。

4.搭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要顺应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场大变革，在动物疫病、畜产品质量安全联防联控体系上实现率先突破。构建重大动物疫病联防联控机制。强化华北五省区市重大动物疫病联防会议制度，在京津冀统一时间进行强制免疫、防治人畜共患病和动物常见多发病工作，同步实施动物疫病风险评估与分级管理，每季度交换疫情信息，争取对防疫物资实行统一调配，实现防疫物资在京津冀充分有效利用。构建畜产品供求信息共享机制。按照京津畜产品信息收集工作机制和时间节点，科学调整河北畜牧兽医综合信息平台的信息收集、工作机制，初步实现每周交换畜产品供求信息，最终实现当日信息共享。半年召开一次京津屠宰加工企业、畜产品交易市场与河北省基地的对接会。季度研究分析京津市场对畜产品品种、质量的需求变化情况，及时调整河北省供京津畜产品基地的品种结构、饲养方式和饲养规模。构建畜产品检验检疫认证信息共享机制。每季度将河北无公害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情况通报京津。协调农业部，统一京津冀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出证工作，将京津冀三地跨境调运按同一省对待，打破现有三地通关两证壁垒，实现一证通关。构建预警预报信息共享机制。每年召开2次京津冀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动物疫情专家解析预警会议，统一确定范围、参数，规范样品采集和检测程序，全面摸清京津冀动物疫情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及主要风险，评价动物疫情和畜产品质量安全总体水平。

5.健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联动机制。

畜牧业论文 14

㈠战略措施

近年来，甘肃省在草食畜牧业发展上主要采取的措施有：一是建立完善的规划和制度规定，规范发展草食畜牧业，包括《甘肃省草食畜牧业发展规划》《甘肃省草食畜牧业发展扶持办法》等；二是按照扶优、扶大、扶强的思路发展牛羊产业大县，使全省的牛羊产业大县总数达到50个，其中肉牛产业大县20个，肉羊产业大县30个；三是集中对良种繁育体系、规模养殖场（小区）、饲草料加工利用和技术培训等关键环节给予重点扶持；四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新增优惠贷款项目、母牛补贴、退粮还草补贴等；五是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累计培训各类技术人员近3万人（次）。

㈡战略效果

行动计划有力地促进了草食畜牧业的发展，尤其是草食畜牧业战略性主导产业地位基本确立。据统计，2012年全省牛饲养量、存栏量、出栏量分别达到682万头、509万头和173万头，居全国第12位，其中有5个县饲养量超过20万头，8个县区出栏量超过5万头，甘州区等9县区被列入全国肉牛优势区域。全省羊饲养量、存栏量、出栏量分别达到3096万只、1925万只和1171万只，居全国第7位，其中有8个县区饲养量超过100万只，4个县区出栏量达到50万只以上，民勤等12县区被列入全国肉羊优势区域。草食畜牧业产值占畜牧业总产值的52%以上。草食畜牧业的主导产业地位基本确立，可以为200多万农牧民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

㈢增收作用

近年来，由于市场导向和城市人口的消费观念方式的变化，对牛羊产品的消费越来越强，致使牛羊养殖效益稳步提升。2011年全省牛羊肉市场零售均价40元/千克～45元/千克，2012年又上涨到年均价55元/千克～60元/千克，与2008年的市场行情比较，上涨幅度接近80%。根据抽样调查，目前规模养殖场（户）育肥出栏1头肉牛平均纯收入在2000元～3000元之间，出栏1只育肥肉羊平均纯收入在200元～300元之间。同时奶业的发展也开始走向正规，2012年末全省平均生鲜乳收购价格3.54元/千克，1头高产奶牛年盈利在6000元～10000元之间。全省农牧民人均养殖牛羊年收入在500元～800元之间，占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15%～20%。

二、总体评价

㈠加大投入力度是根本保证

按照政府引导、大户牵头、银行支持、农户参与等方式，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草食畜牧业发展。近年来，全省在牛羊产业大县建设上的投入累计接近40亿元，其中地方政府整合配套7.2亿元，银行贷款和群众自筹32亿元，有效提升了草食畜牧业发展水平。同时探索出了利用金融资本建设牛羊产业大县的四种发展模式：一是省级成立专门投资公司和担保公司，实现资金放大增量；二是县级成立专业担保公司，解决规模养殖企业贷款；三是建立县级妇女小额贷款平台，解决农户小规模贷款；四是成立村级扶贫基金会，解决农户小额临时性周转资金。

㈡项目带动是主要方式

在项目建设上取得的主要成效：一是黄牛冻配改良数量由2008年的70万头增加到100万头，冻配率由54%提高到75%，绵羊常温人工授精工作普遍开展，累计改良绵羊200万只，推广良种肉羊1.2万只；二是全省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场）发展到5392个，其中牛羊养殖小区（场）2686个，肉牛规模化养殖比重达到30%，农区肉羊规模化养殖比重达到38%，创建部级标准化示范场25个、省级标准化示范场50个；三是全省秸秆饲料化利用率达到40%，其中50个牛羊产业大县秸秆饲料化利用率达到45%以上。探索出了“青贮银行、青贮合作社、代贮、揉丝打捆”等秸秆加工利用模式，草食畜牧业已从牧区资源约束型逐步走向了充分利用农区饲草料资源循环发展的路子。

㈢强化科技服务是基本动力

坚持以设施技术为基础、良种技术为核心、饲草料技术为支撑，加大了牛羊品种改良、养殖小区与标准化生产、秸秆加工利用、污物处理、健康养殖等核心技术推广步伐。省农牧厅、农科院、乡镇科技领导等每年抽调多名专业技术干部包县蹲点，对大县项目建设开展技术咨询和服务工作。一些项目县区按照双向选择、定点帮助、全程服务的工作要求向规模养殖场（小区、大户）派驻科技特派员；一些县区还探索出了“秆畜互促、良性互动、循环利用”的发展新模式。

三、结构特点和决策导向

㈠结构特点

通过近年来“六大行动”项目的推动，甘肃省的养殖小区建设进入快速阶段，根据调查和测算，目前在甘肃省农村的农户中，有32.21%的村建设了养殖小区。农户养殖的家畜按数量统计依次为猪、鸡、羊和牛。20.99%的农户养牛，其中38.16%的养牛户采用了牛杂交改良技术；35.9%的农户养羊，其中33.08%的养羊户采用了羊杂交改良技术；有22.33%的养牛养羊户采用了秸秆氨化青贮技术；31.23%的农户采用了暖棚养殖技术，占牛、羊、猪养殖户的35.33%；78%的农户是通过亲朋好友或自学方式学习的家畜养殖新技术，政府和社会服务组织提供的技术培训只占14.11%。

㈡存在问题

根据研究预测，虽然甘肃省的草食畜牧业目前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但仍然存在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主要有：一是投资不足，养殖小区的覆盖面不广；二是已经建设的养殖小区标准较低，配套不完善；三是养殖新技术的普及率较低，政府和社会服务机构的技术推广和技术培训力量薄弱，有待加强；四是畜产品的深加工能力比较弱，市场份额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五是经营组织还是以农户为主，公司化和企业化的程度比较差。

㈢决策导向

甘肃省中长期草食畜牧业的发展战略导向是：围绕打造全国重要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着力推进草食畜牧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努力提升草食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加快培育新型市场主体，启动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跨越发展行动，引进和培育一批有品牌、有实力、市场占有率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养殖企业和牛羊肉精深加工企业，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培育壮大产品品牌和地理标志产品，加快草食畜牧业强省建设进程。

四、今后发展畜牧业的方略

㈠努力提高标准化规模养殖水平

建立以国家投入为导向，集体和农民投入为主体，全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投入体系。按照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无害化、监管常态化的“六化”要求，每年完成1000个标准化养殖小区（场）建设任务，并组织创建一批部、省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㈡进一步加快草产业的发展步伐

甘肃天然草场面积2.68亿亩，人工种草留床面积2200万亩，农作物秸秆等饲草料资源量超过2000万吨。结合“全膜双垄沟播玉米”技术推广，采取多种形式，开发利用秸秆资源，确保饲草料生产与牛羊产业同步发展，努力实现草畜平衡，力争三年内农作物秸秆加工利用率提高到65%以上。

㈢尽快形成草食畜牧业的区域产业集群

以发展养牛业为重点，把龙头企业、养殖小区、专业村、规模户、养殖场建设作为重点，把草食畜养殖小区（场）与新农村建设、畜牧业结构调整和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紧密结合起来，统一规划、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真正实现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

㈣建立新型草食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

牢固树立抓生产先抓流通，抓流通先抓市场，依靠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的思想，大力培育和开拓草食畜产品市场。特别要规划和建设好县（区）草食畜产品市场、乡（镇）畜禽产品初级交易市场、畜产品专业市场，大力发展各种运销实体和贩运大户，鼓励农民发展各种形式的购销服务组织。

㈤培育一批公司化的经营组织

按照“大规模、大带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制；多种成分、多种经济组织并存”的要求，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高起点地抓好饲草料加工和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建设，使之形成经营机制新、技术水平高、规模效益好、市场覆盖面广、带动能力强的经济组织。

㈥开发一批草畜产业著名品牌

畜牧业论文范文 15

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所以在我国重视畜牧业发展的同时，随之而来的畜牧业保险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被列为农业金融体系的重要内容，有利于畜牧业风险以及损失的分散，是政府支农的新尝试。为显现畜牧业保险的作用，帮助增强畜牧业防范和抵抗灾害和风险的能力，提高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政府主动开展畜牧业政策性保险，逐步确立畜牧业保险政策的措施，还为督促建立完善网络基础设施、综合信息平台做着辅助工作，有利于打消养殖户的投保顾虑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形象和威望。但是，由于配套的法律法规，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的存在，养殖效益逐年下降，畜牧业的发展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形式，又畜牧业在我国的起步较慢，各方面都还不成熟，同时道德风险、逆选择等提高了畜牧业保险的成本，农民在价格上表现的劣势显现，难以负担沉重的保费，导致需求不足，这些因素极大地阻碍了畜牧业完全的市场化运行，提高了对国家和政府的要求，政府补贴经营费用和保费的负担，容易致使国家财政出现赤字，压力巨大。

2政策性保险存在的问题

2．1配套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05年12月29日通过，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根据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对其进行修正，《畜牧法》和《保险法》确立时间早，均未对政策性畜牧业保险作出具体规定，近年来，又未作出修改，更新速度慢，与现实社会相比有些脱节，政府也没有针对畜牧业的发展特点来拟定具体的畜牧业保险法，难以应对最新的畜牧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法律法规的缺失给发展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带来诸多困难。畜牧业容易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脆弱性的特点，属高风险行业，一旦发生巨大灾情或疫情，又没有法律的支持和保障，保险公司的资金难以满足赔偿需要。

2．2政府对畜牧业发展的资金投入不足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对畜牧业保险发展的资金投入不足，表现在畜牧业方面发达国家一般都是政府出资占绝大部分，农民对畜牧业保险的费用投入较少，负担较轻。如在美国、法国，政府对农民所交保险费会出高达50％～80％的保费补贴；日本、加拿大、韩国开展的畜牧业保险事业，政府不仅出资补贴事业运营经费，对积极投保的农牧民国库30％～50％的补贴保费，而且政府还提供保险的再支持。然而，我国政府对畜牧业保险补贴的费用补贴极少，相应的规定支持的法律措施也没有出台，信贷支持方面的比例覆盖面也只有30％左右，还有一 所以，畜牧业保险的机构因缺少创业资金而难以运营。

2．3宣传力度不够，引导防护机制有缺陷

畜禽养殖主要分布在比较落后的乡村或者偏远的山区，基础设施落后，缺少接受教育程度及相应的配套设施，养殖户大多是农民，自身受教育程度不高，领悟能力较差，不能很好地理解复杂的保险条款，而政策性保险的宣传工作不到位，目前只有电视或者广播等单一的方式，也只是浅层次的提及，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政府对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宣传工作的不重视，使投保率难以保障，还容易引起农民对政策性保险的误解，致使畜牧业保险受阻。引导力度不够，相应的防护机制不健全，养殖户自身很难发现市场的需求和变化，风险得不到有效预防和控制，难以提起农民对畜禽养殖的信心，不利于畜牧业发展。

2．4养殖户和保险公司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制造的巨大的障碍

政策性畜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高补贴以及一些免税政策对养殖户和保险公司来说都是一笔不小财富收入，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诱惑，因为养殖户只需要付出很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赔偿（如养殖户往往选择风险较大的标的进行投标，对风险较小的标的不投标），容易让他们为获得补贴赔偿金去选择不努力预防风险和灾害管理，从而加剧道德风险的发生致使政府补贴下的畜牧业保险效率低下。同样的保险公司也存在这种情况，保险公司经营的根本目的在于盈利，因此在经营管理中会自觉选择更利于其获得更多政府补贴的经营方式，而不是真正考虑畜牧业的发展，经营管理补贴费用降低了保险公司的风险责任，会带来市场的供给过剩，容易带来市场波动，而其损失又得由养殖户和保险公司来承担。结果必然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国家也会蒙受损失。

2．5政府为提高畜牧业保险的参保率，强迫农民参保

从国外一些比较成功的农业保险实践中得出经验，保险业要求符合大数原则尽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分摊风险的特性，同时要保证一定程度的参保率，所 另外，农民及商业保险公司二者不能自发达成协议，适当的强制性投保是推动农业保险制度迅速发展的有效手段。然而，适当的强制性投保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制度，实际执行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政府官员为谋取私利，使执行过程变得复杂、艰难，用欺骗或者打压的手段，强迫农民参保。

3推进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工作的建议

3．1健全畜牧业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

政府应该根据畜牧业的发展特点，尽快出台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法律法规，使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有法可依。就政府自身而言，首先是应该做到遵循指导思想和原则，积极履行在畜牧业保险中应该发挥的职能；接下来由政府、保险公司和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共同协商，研究确定关于畜牧业补贴的种类、范围和标准；还有明确对以下事物的明确规定也是当务之急：对畜牧业保险的组织形式、性质、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理赔条件、补贴力度、组织机构、运行方式、政府作用、农民参与方式、保费分担原则、巨灾风险的控制、异常灾害超赔资金处理方式、税收、有关部门配合、对政府、保险公司与养殖户需要行使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同时政府要实事求是，规范管理，提高办事效率，实行方便人们的参保手续及赔付程序，使养殖户享受到优质的承保、理赔服务。

3．2加强畜牧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保障

针对目前我国在畜牧业发展资金投入力度还非常有限的问题，我国政府就更该利用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来合理解决这一问题。着力提高农村保险覆盖面，为经营畜牧业保险机构和从事畜禽养殖的农民提供免税优惠和贷款优惠，拓宽畜牧业投产的融资渠道，根据地区的贫困差距，分别合理地制定农险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在优惠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为避免其流于形式，政府应该加强监管以保证政策性的优惠真正落到实处，造福于人民。

3．3履行政府的职责，加大宣传的力度，建立相应的防护机制

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保证信息资源的畅通流� 由于畜禽养殖户大多数是农民，采用农民喜闻乐见而又容易接受的现场宣讲方式，主要内容为养殖户身边的典型案例，势必效果更佳。为促进畜牧业保险事业的不断发展，有必要以国家信用为畜牧业保险经营机构提供担保，同时，由政府主导赔付超额的再保险和整合各级行政资源，为农业保险提供人力和技术保障，做好灾前的防护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3．4防止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

逆选择和道德风险是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推进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之一，针对这个问题，政府应该做好事前防范，事中监督，事后管理，以下措施必须推行：首先，在农民对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投保之前，以及保险公司贷款之前，根据投保情况，建立严格的信用评级制度，分等级的进行管理；接下来是在人们投保或贷款后，定期的举行一些讲座等教育活动，主要内容为关于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投保之后应该注意的相应规章制度与条款，增强投保人的道德意识，同时采用邻里或者乡里之间相互监督的措施，以降低道德风险；最后，按照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带来政府和国民的损失程度，制定相应的惩处方式，且方式必须严厉有效，如投保人的信用与贷款买房等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起来。

3．5尊重养殖户自身的选择

对畜牧业保险的投保问题，政府应该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履行自身的职责，尊重养殖户自身的选择，不强力胁迫农民参保，应该做好事前的宣传与引导工作，普及畜牧业保险的相关知识。加强对畜牧业保险投保费用征收的政府官员的监督与管理，尽量避免因个别官员自身素质问题，使畜牧业的发展受到影响。

3．6扩大保险范围

畜牧业论文范文 16

(一)畜牧业基本建设投入不足，畜牧基础设施发展明显滞后内蒙古、新疆一直是我国草食家畜生产的主要产区，但两者畜牧业发展水平却相差甚远。2012年，新疆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为24．82%，内蒙古则为45．68%。根据《农业统计年报》相关数据统计，新疆现有8．6亿亩草原，但80%以上出现不同程度的沙化，其中40%严重退化，产草量下降30%～50%。新疆畜牧业基本建设投资额由2000年的5867万元增加到2009年的152025万元，增长24．9倍，占农林牧渔业投资的比重由2．4%提高到8．8%，而2009年内蒙古对畜牧业的投资已占农林牧渔业的比重为31．6%。如果把所有投入均用于草场建设，内蒙古草场每亩投入9．23元，而新疆草场每亩仅投入1．98元。从基础设施方面看，2010年新疆拥有水库577座、内蒙古494座；水库总库容量新疆为135．6亿立方米、内蒙古为163．2亿立方米；治理除涝面积新疆为60．3万亩、内蒙古为415．5万亩，内蒙古是新疆的6．9倍；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新疆为590．85万亩、内蒙古为15851．1万亩，内蒙古是新疆的26．8倍；青饲料播种面积2012年新疆为60．9千公顷、内蒙古为230．8千公顷，内蒙古是新疆的3．79倍(见表3)。

(二)饲草料资源分布不均衡，农作物秸秆有效利用率过低新疆的农业经济发展属于典型的绿洲经济模式，每一块绿洲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受自然生态条件、种植业结构、种植规模和农业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农业饲草资源整体表现为北疆地区好于南疆地区。北疆地区小麦、青贮玉米、玉米、黄豆等秸秆资源相对丰富，而南疆地区农作物秸秆主要为木质化程度较高、营养价值较低的棉杆。正常年份，小麦秸秆价格南疆地区比北疆地区高出近1倍左右；而受灾年份，南疆地区小麦的秸秆价格都超过了小麦的价格。新疆自2011年起开始实施草原禁牧，禁牧面积为1．515亿亩，其中，退化严重的温性荒漠、高寒荒漠和高寒草原禁牧1．181亿亩，重要水源涵养地和草地类自然保护区为150万亩。“退牧还草工程”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实施对草原生态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牧区禁牧将使畜牧业的重心由草原畜牧业向农区舍饲畜牧业转移，“草畜”矛盾日益凸显。有研究指出，我国秸秆资源十分丰富，年产量6亿吨左右，而目前利用率仅占1/3。2012年，新疆粮食总产量(包括稻谷、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和其他谷物)1273万吨，若统一按谷秸比1∶1计算，则拥有1273万吨的农作物秸秆。如果按1个羊单位每天采食1公斤干草计算，仅粮食作物秸秆一项就可养活3487万个羊单位。然而，受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农区重粮棉生产、轻秸秆利用的现象普遍存在，农村养殖户大多仍采用传统落后的饲喂方式，对秸秆采用科学加工技术的积极性还不高，秸秆利用方式还比较单一，科学搭配、配方饲喂、综合利用水平低；饲草加工转化的基础薄弱，秸秆加工、储藏、配送体系不完善；基层服务体系建设薄弱，乡站技术人员少，服务和技术指导力度不够。在秸秆饲料利用技术上，主要采用青贮、微贮、粉碎等常规技术，而且农户养殖分散，秸秆转化利用水平参差不齐，规模养殖受饲草短缺的制约难以突破。由于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秸秆利用的机械化装备条件还很薄弱，秸秆利用推广工作仍存在很多障碍，这些都造成秸秆饲料的浪费。例如，北疆地区特别是昌吉州和伊犁州种植业以小麦、玉米为主，秸秆资源十分丰富，但秸秆利用率还不足50%。

(三)养殖成本居高不下，农区养殖业融资困难在实施草畜平衡的政策环境下，新疆由草原退减下的牲畜需要农区承接，但目前农区养殖业还存在饲草料成本居高不下、基础母牛羊成本过高、人工成本上涨等制约因素，使得农区养殖业发展十分困难。如当前北疆地区麦秸价格较2010年上涨100%，达到0．6元/千克，而南疆部分地区的麦秸价格已达到2元/千克以上。疆内实行全舍饲的肉羊养殖场基本上是肉羊育肥场和种羊场，养殖户普遍反映，按照目前的肉羊出栏市场价格，农区全舍饲养殖一般肉羊品种基本处于亏损状况。此外，畜禽养殖场(小区)的一次性建设投入大，且投资回收期相比其他产业较长。由于前期成本投入和养殖成本过高、收益期长且收益较低等影响了部分社会资本进入畜牧业，使得农区养殖业融资困难。

二、制约新疆草食畜牧业发展的难点

饲草料不足是新疆草食畜牧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主攻方向。2012年新疆启动了《新疆新增1000万只出栏肉羊综合生产能力建设规划(2012—2015)》，如按羔羊6个月出栏，则需新增干草约117～235万吨；若再加上牧区禁牧而转入农区的牲畜，60．9千公顷的饲草料地远远不能满足草食畜牧业对饲草料的需求。

(一)现有饲草生产体系无法支撑草食畜牧业的健康发展1．饲草地总量减少和饲草种植水平下降现象共存。一方面，自国家对内蒙古、东北、中原、新疆等牛羊肉主产区实施草原禁牧政策以来，一部分草场实行禁牧、休牧、轮牧等，总量上用于放牧的草地数量有所减少；另一方面，虽然2012年新疆出台了三年新增1000万只肉羊生产的规划，增加了饲草料地，但在国家种植业补贴政策的刺激下，一些牧区只将苜蓿种于田间地头和林间，部分草场大都被种植小麦和其他经济作物。“粮”抢“草”、“林”抢“草”的现象仍是造成牲畜饲草料不足的重要原因。2．农民种草的积极性不高。虽然政府出台行政政策鼓励农民种草，但由于广大农民在种植粮食、棉花等主导产品中得到的实惠多，如国家对种粮的补贴为220元/亩，而对种植牧草的补贴只有10元/亩，因而农民对饲草种植的积极性不高。

(二)农作物秸秆利用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新疆每年所产生的风干番茄渣、葡萄渣、菌糠等农副产品约30万吨，而这些饲料资源仅有10%～20%应用于畜禽饲料生产；新疆约1273万吨的农作物秸秆的有效利用率也仅1/3。一方面，南疆三地州的农民已习惯于用麦草养羊，不习惯配合使用其他粗饲料；而另一方面，新疆还有庞大的棉花副产品尚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农民对番茄渣、葡萄藤嫩枝、甜菜渣、粕、甘草茎叶、棉杆、芦苇和菌糠等非常规饲料多元化综合利用的认知程度和利用水平还比较低，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和普及，以提高农作物秸秆的利用效率。

(三)饲草资源与畜牧业结构不配套发展畜牧业应因地制宜，充分考虑饲草资源的存储量和饲草料地的配套。一些地区适合发展猪、鸡这种以精料利用为主的畜牧业，一些地区适合发展肉牛、肉羊这种以粗饲料利用为主的畜牧业。例如，内蒙古畜牧业依据草原畜牧业、农区(半农半牧区)畜牧业、国营农牧林场畜牧业和城郊(工矿)畜牧业各自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指导，使之各展所长、优势互补、整体推进，走全方位发展的路子，其草原畜牧业利用天然草场13．2亿亩，其中，分布在牧区的天然草场达9亿亩，牧区牲畜总头数占全区的42%，形成了重要的草食牲畜种源基地和优质畜产品生产基地。农区、半农半牧区的发展已成为当前内蒙古畜牧业的主要增长点，其充分利用辖区内3亿多亩天然草场和每年至少还有30多亿公斤粮食、140多亿公斤农作物秸秆及其它副产品的转化，饲草料资源比较丰富；加之利用其国营农牧林场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形成了较完善的产加销、牧工商一体化产业，在集约化经营和现代化管理方面发挥了辐射和带动作用。内蒙古的城郊、工矿区畜牧业是全区城镇居民肉、禽、蛋、奶等副食品供应的直接依托，已形成了以围绕“菜篮子工程”建设的、与市场紧密连接的“速效”型草食畜牧业。与内蒙古相比，新疆在饲草资源与畜牧业结构相配套方面还存在差距，内蒙古的经验值得借鉴。

(四)科学饲喂牲畜的意识尚未形成首先是良料使用不尽人意。通过近年来的品种改良，牲畜的良种率已得到大幅度提高，但绝大多数养殖企业仍随意性饲喂牲畜，形成了一流品种、二流管理、三流饲养、四流收入的局面，影响了养殖效果、效率和效益。其次是缺少大量优质高产的饲料专用作物种植。新疆以反刍畜为主，而反刍畜以粗饲料为主，由于没有专门为反刍畜生产的优质日粮原料，只好以种植业的副产品———秸秆，甚至棉花杆来填饥果腹。可见，新疆畜牧业还未形成科学饲喂牲畜的意识。

(五)养殖场缺乏配套的饲草料地饲草料地是人工栽培青绿饲草、青干草、青贮牧草、全株青贮饲料作物等优质饲草的基础，而优质饲草的充足供应又是草食动物畜牧业现代化(尤其是奶业现代化)的基础。作物秸秆通常被认为是低(劣)质饲草，优质饲草能供给草食动物丰富的营养，不加或少量添加精料就能达到良好的生产性能。在配套的饲草料地种植饲草料可以有效降低饲料的成本投入。如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草原广阔的国家还对奶牛、肉牛和绵羊等采取人工草场放牧的方式饲养，主要是因为草场放牧可降低饲养成本。而目前我国许多养殖场都缺乏配套的人工草料地，而且受国家对种植业补贴政策的影响，使得从事饲草料生产的地越来越少，故无法保证充裕的饲草料，这也是造成饲草成本不断上涨的原因之一。

三、加快新疆草食畜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并提高饲草在种植业中的比重，实施饲草种植财政补贴政策1．重新认识饲草料种植的地位。饲草料种植调整需要战略眼光，即将短期适应性调整与长远战略性调整、对当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考虑结合起来，从整个产业链上认识饲草种植的收益，而不是简单地、割裂地认识“卖草”这一个环节。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例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层次、生产先进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大多数发达国家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都在50%以上。例如，美国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就达50%。美国把苜蓿、甜高粱等饲料作物都列入主要的农作物范畴而不是传统“草”的概念。所以，美国以苜蓿为主的人工草地十分发达，有力地支撑了美国奶产业和肉牛产业的发展。2．完善饲草产业基础设施及补贴政策。新疆应制定扶持饲草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重点支持饲草科技攻关、饲草产业化示范基地和饲草仓储设施、饲草机械配置等方面的建设。建议新疆参照国家对养猪和小麦生产的扶持政策，尽快出台扶持牛羊养殖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和补贴措施，包括饲草料种植的补贴政策，并积极争取获得国家资金和政策的支持，因地制宜调整畜禽结构，走产业化经营之路；本地域畜禽养殖数量、结构的确定应与当地的饲草资源相一致，避免不利因素，走特色养殖之路；应将种植业、畜牧业和林果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产业之间互相补给、互相促进的循环生态农业。

(二)调整优化种植业结构，建立完善的饲草料生产体系1．坚持草业先行。在草原建设上，要注意改变过去那种盲目求大求多的倾向，围绕“三水”(天上水、地表水、地下水)利用，适当收缩规模，着力提高建设标准，讲求建设效益；综合推广人工种草、飞播牧草、草场改良、围栏封育等技术措施，加大对沙化退化草场的治理，不断提高饲草料生产水平。为了切实加强草原的保护和建设，要在依法打击破坏草原和浪费资源行为的同时，大力推行草牧场有偿承包使用制度，建立“草原有价、使用有偿、建设有责”的新机制，引导农牧民制定合理的载畜量，坚持以草定畜，增草增畜，走建设养畜的路子。2．因地制宜，推广“粮饲兼用型”和“经饲兼用型”饲草种植。合理开发利用饲草料资源，引导农民种植大力士高粱、玉米等“粮饲兼用型”和甘草等“经饲兼用型”饲草，既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储备饲草料，又可提高农民的经济收益。3．引入社会资本，实施草业发展重点工程建设。制定高新节水的人工饲草料地建设方案，鼓励扶持有能力的企业加入饲草料地建设，大力推广大力士高粱、玉米、苏丹草、紫花苜蓿、棉籽饼粕等饲料资源，增强优质饲草供应能力。同时，鼓励和引导农户实施林下种草、粮草间作、果间种草，增加饲草料的供应量。

(三)加强秸秆饲料综合利用技术推广，提高秸秆饲料利用效率鼓励支持科研单位与草料加工企业联合，开展秸秆饲料综合利用技术攻关；继续推广饲用青贮玉米、秸秆青贮氨化、秸秆揉丝破碎、秸秆制粒和秸秆TMR技术，降低秸秆饲料的浪费；对采用秸秆饲料综合利用技术的饲草料加工企业、合作社、规模养殖户进行奖励性补贴；重点推动秸秆养畜示范和秸秆饲料利用推广项目，提高秸秆饲料的利用效率。

(四)加强饲草多元化利用知识的普及，提高非常规饲料的利用率推动饲料综合调制技术的普及，提高番茄渣、葡萄藤嫩枝、甜菜渣、粕、甘草茎叶、棉杆、芦苇和菌糠等非常规饲料的综合利用。由于各种饲料所含营养成分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很大差异，单一使用或几种饲料简单地混合使用都不能满足家畜的实际营养需要。因此，应进行饲料的多元化利用，互相搭配，使之满足家畜各阶段的营养，提高非常规饲料的利用效率。

畜牧业论文 17

一是做好前期的申报和审核工作，对汉中市准备申报标准化示范场的养殖场进行前期摸底审查。二是明确目标任务，及时组织各县区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业务部门负责人及全市“百强养猪示范场”负责人，开展畜禽标准化创建活动、动员培训，就《汉中市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指南》进行详细解读，要求各县、区和各示范创建单位高度重视，全面推进汉中市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进程，带动汉中现代畜牧业发展。

二、抓指导、强培训、重服务

三、创新模式和思维方式，提升畜牧业科技水平

按照“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无害化、监管常态化”的要求，一批现代化、标准化的养殖场、养殖小区相继建成投产，并初步形成了“政府引导型、企业带动型、协会牵头型、项目推动型、农户联建型”五种发展模式，畜牧产业化步伐加快，生产方式得到较大转变。实行品牌战略，狠抓无公害、绿色产地、产品认证，注册了“汉中黑珍珠土猪肉”“朱寰牌生猪”“无抗饲料”等畜产品商标。加大标准化示范带动作用、提升汉中市现代畜牧业的科技水平。用高科技装备武装畜牧产业发展，用科技水平提升产业发展。引进新的养殖理念和新的科技成果，推广自动饲喂新系统和无塔自动供料系统。从养殖场设计规划到圈舍设备，再到粪污无害化处理，提升科技水平和生产水平。汉中市通过“百场创建、千户推进”活动，以标准化创建为契机，全面推进汉中市畜禽标准化工作建设。动物防疫冷链体系、兽医实验室建设项目、乡镇兽医站建设项目、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项目、畜牧产业化建设项目、大型沼气池建设项目、一村一品建设项目等一大批重大项目的实施，对改善养猪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从畜禽良种化入手，抓全市畜禽种源建设，借助国家农业部良种示范体系项目。建设一批科技水平高，技术和资金雄厚，管理规范的种猪场和种猪供精站、点，全面普及和提高畜禽良种化的水平，为汉中市畜禽良种化提供支撑。抓生产技术管理和制度建设通过技术培训和百场示范创建，督导规范生产管理制度和技术工艺流程，并通过政府行为向畜禽示范场派驻畜牧兽医技术监督员，用规范化制度化加强管理。要求防疫制度化、防疫标示明确、管理制度上墙、创建文本规范，制度完善健全。全面推进粪污无害化处理，加大环评力度，取缔无证化经营行为，提高准入制门槛。对饲料添加剂和违禁药品使用监管力度，定期督导检查，确保畜禽食品上市安全。

四、加快畜牧业转型，推进现代畜牧产业发展

畜牧论文 18

江苏有13个省辖市，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经济区域。苏南一般包括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5市，苏中主要指扬州、泰州、南通3市，苏北有淮安、盐城、宿迁、连云港、徐州5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苏南、苏中、苏北呈明显递减格局。3个区域畜牧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也呈现不同的分布状况，由表2可见，2010年江苏省畜牧专业合作社共8019个，其中，苏北地区6129个，占76.4%；苏中1111个，占13.9%；苏南779个，占9.7%。经营品种江苏省畜牧专业合作社主要经营猪、禽、牛（包括肉牛和奶牛）、羊、兔和鸽等品种类型（见表2），其中，养禽专业合作社最多，共4287个，占总数的53.5%；其次是养猪专业合作社，占总量的30.9%。经营规模从表3可以看出，2010年江苏省畜牧专业合作社出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有367个，占总数的4.6%；100万～500万元的1680个，占21%；100万以下的5972，占总数的74.4%。有少数出资额千万以上的畜牧专业合作社，其中多数分布在苏南地区。

服务内容江苏省畜牧专业合作社组织指导社员及周边广大养殖户的生产经� 发展环境江苏省各级政府较为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建立健全合作社组织指导部门，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发展环境。各级政府部门先后制定了相关扶持政策，明确财政、税收、信贷、工商登记等扶持措施以及项目援助、典型宣传、示范引导等激励手段，营造了加快发展的良好氛围。江苏省还通过完善立法，在已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基础上，于2009年11月23日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进一步支持和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发展速度加快显著江苏畜牧专业合作社近年来形成了社会多种力量、各路精英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以平均每年70%的增长速度，把越来越多的养殖户有效组织起来，逐步实现养殖业从家庭小规模分散养殖向标准化、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转变，在带动养殖户的数量、服务养殖户的能力、提高养殖户的收入上起到明显作用。2007年底，江苏省畜牧专业合作社总数还不到2000个，成员不到5万人（户）；截至2011年6月，已发展到9302个，成员总数约80万人（户），入社养殖户收入普遍得到增长。地区发展各具特色由于苏南、苏中、苏北存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各地区以当地的产业优势为依托，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专业合作社，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区发展特征。

苏南属于经济发达地区，私营企业蓬勃发展，在畜牧专业合作社的创办形式上以能人、大户或龙头企业牵头居多，出资额一般较大。而苏北大多数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各项经济指标均在全省平均值以下，近几年农民人均年收入还不及苏南的1/3，被认为是江苏的贫困地区，因而该地区的畜牧专业合作社多以乡镇基层组织、兽医站等服务部门领办为主，有不少合作社被政府作为扶贫项目来建设；苏中则介于两者之间，能人、大户牵头、龙头企业牵头、政府服务部门领办的形式基本同等程度存在。从表4可以看出，江苏畜牧专业合作社的数量从苏南到苏北呈递增现象，但由于经济发展因素，合作社带动农户的能力由北到南逐渐增强。服务领域得到拓展从服务的内容来看，畜牧专业合作社“五统一”的服务内容较之早期主要体现在生产环节的技术合作来看，贯穿了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更具全面化和系统性。从服务的范围来看，有部分畜牧专业合作社已从为本村本乡养殖户服务为主转向跨乡镇、跨县域、跨市域甚至跨省域拓展。

畜牧学论文 19

在我国市场经济调控下，各主体寻求长期发展，在一定的基础上，采取各种手段，决策最后合作或者竞争。农业方面也不例外，中国一些发达城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呈现出一种新型经济景象。农业中的畜牧业占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时间这种地位越来越重要。尤其在我国西部和中部地区，畜牧业产值占总值的一半以上，是农业工作者的主要收入来源。本文就农业（畜牧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理论、畜牧产业化经营概述、畜牧产业化经营的实践、畜牧产业化经营效果及其风险这四方面进行阐述与认识。

关键词：

畜牧业；产业化；经营；风险

1农业（畜牧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理论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问题是现代社会的一大问题，所以要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先要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现代社会，无论国内国外都将工业化作为主要发展，农业化主要是辅助工业化，这使得农业发展越来越被动，我国已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上工作日程，重视农业产业化经营。

2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内涵

农业作为一个产业，需要不断深化与发展，将某一个农业产品，通过改造变为现在意义所谓的“产业”，最后将农业产品进行成功转型。基本内涵：1依照市场变革需要，创作有强烈优势和潜力的农业产品，即将市场变化作为产业向导。2通过有序的管理与组织，实现产业过程中链条模式，即经营模式为一体化生产。各方面互相协调，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即产业采取利益互补制度。

3畜牧产业化经营概述

在我国农业组成中，畜牧业占据不可替代地位，并且是我国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现如今的畜牧业在我国的发展为过渡阶段，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阶段期。所以，我们要与时俱进，大力发展畜牧业，开展产业化的经营。积极响应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需要养活13亿人口，解决这么多人的温饱问题并非易事。所以，需要农业的发展与支撑。等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下一步就需要向小康社会前进，并且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需要持续不断地发展畜牧业。要想持续发展畜牧业，就必须首先保证种植业的发展。因为畜牧业和让种植业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作用要共同发展，相互依赖。畜牧业的大力发展，可以有效推动种植业的的发展。也体现出畜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农业产业化与畜牧业产业化两者关系紧密联系、不可分家。但是两者又有着不同的区别：畜牧业作为一个活禽动物产业，有着屠宰这个特殊阶段，使得产品不易存储，相较与农业产业，需要进行继续加工，实现链条产业。

4畜牧产业化经营效果及其风险

畜牧业作为一项产业，必然有一定的风险。

4.1自然风险

因为畜牧业是个比较特殊的产业，其产业对象为活禽，所以受到生殖遗传和外界环境的共同影响。因为活禽作为一个个不同的个体，所以每一个个体都存在着千差万别的不同。我国近几年出现过许多活禽病害、疫疾的发生事件。有些传染严重的疾病，例如禽流感，会严重危害周边地区的活禽，给畜牧业造成严重的伤害，损失惨重。

4.2市场风险

市场作为一个可能随时变动的场所，畜牧产品也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供给和需求造成畜牧产品价格变动大。一些偏远地方小养殖地区，再加上养殖者可能没有较高的素质，对外界信息不敏感，容易造成判断失误。使得畜牧业造成损失。

4.3技术风险

这项有关于活禽的产业，还涉及到相关养殖技术，如饲养、营养、生殖等。像研发产品、科学饲养、营养比例这些高新技术，在使用后对畜牧业有着不确定影响。

5结束语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合理高效的发展畜牧业，并推动畜牧业产业化的进步。提高各方面技术与水平，降低畜牧业产业化的风险。确保这个高风险产业可以做到低风险运行。紧跟时代步伐，重视畜牧业产业化的实行也措施。现在市场对畜牧业需求量较大，所以一定要做好畜牧业的安全工作，因为畜牧业产业的特殊性，产业对象是针对活禽，保障畜牧业安全是产业中的重中之重。有利于促进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瑾。基于畜产品消费的畜牧业生产结构调整研究[D].中国农业科学院，2008.

[2]程支中。中国畜牧产业化经营问题研究[D].2003.

[3]孙秀成。我国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内涵与实现措施[J].养殖技术顾问2014,3.

畜牧业论文 20

1养殖结构多元化

1．1稳定生猪数量，提高效益．笔者所在的农区，传统上畜牧业几乎就是一个“猪天下”，生猪产值占牧业产值的50％以上。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普通肉猪已出、现供大于求，效益低下的局面。这种态势必须改变，应把生猪饲养量稳定在一个恰当的范围内，突出狠抓肉猪品改和质量提高，主攻出栏，降低粮耗，追求效益上。

1．2一突出发展草食牲畜发展草食牲畜，既可挖掘饲草资源，促进节粮，又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现代化生态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农区应当花大力气发展牛、羊、兔等草食畜禽，积极开展奶牛养殖、高床养羊、集约化养兔，将资源优势变为商品优势。

1,3努力发展小家禽家禽个体小，占地少，耗料低，生长快，效益好。农区应充分利用房前屋后、桑园、果园、水田、塘堰、溪河等，养殖鸡、鸭、鹅等小家禽，积极推广田上养鸭、机械化养鸡，实行规模养殖。

1．4开发观光型畜牧业在有条件的地方，适当引进、繁育、养殖珍稀动物，开发观光型畜牧业。

1．5规模适度在农区，要继续稳定千家万户为主的畜牧业养殖经营方式，在此基础上，引导农民克服小农意识，扶持养殖大户，搞规模养殖。规模大小应视其生态环境条件、饲料资源、资金来源、人员构成等情况而定，搞适度规模，因为只有最佳规模，才能获得最佳效益。不要拔苗助长垒大户，即使人为垒起来，也是昙花一现、必亏无疑。

2畜禽品种优质化

近年来，部分大宗畜产品出现的阶段性、结构性、地区性过剩，是低消费水平下的过剩。实现畜牧业生产从数量型、温饱型向质量型、营养型转变的核心是品种优化。

2．1大力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强化良种意识，瞄准世界动物育种高新技术成果，不断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尽快改造、取代低劣品种，进一步推广杂交改良技术，实行良种良法配套，充分利用外血良种的增产增收潜力。如我市推广生猪已取得明显效益。

2．2保护优良地方品种农区不少优良地方畜禽品种，其含金量颇高。在引进外血品种的同时，保护好优良地方品种，加强选育工作，保护其遗传资源。

2．3规范良种公畜配种业务农区种公畜的引进、饲养、配种业务，应在县主管部门的统一布局、监控下，由基层畜牧兽医站专营，实行统一供精，做到品种优质化，供精有序化。

3牧草种植规模化

必须教育、引导广大农民转变观念，在加强秸秆等农副产物加工利用的同时，变粮、经二元种植为粮、经、饲三元种植，推行种草养畜。

3．1种植牧草的好处一是经济效益可观。农区大田种植优质牧草，其产值是种植小麦、玉米、油菜等农作物产值的3~12倍；二是生态效益好。牧草根系发达，能因水保土，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三是产量高，营养价值高。四是可改善土壤结构，培肥地力，增加后作物产量。

3．2农区种草，是种、养业调结构的最佳切入点以地种草，以草换肉、换蛋、换奶、换毛、换皮，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价值，又实现了种、养业优势互补、互促，延长了产业链条。持之以恒，完全可

3．3引进牧草种籽应注意的问题应经权威机构鉴定合格，先作小区试种，证明适合当地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叉高产优质，再大面积推广种植。

4技术推广日常化

牧业技术推广、普及工作，应做到程序化、日常化、长期化。

4．1加强牧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基层畜牧兽医站是农区畜牧科技的直接推广机构，也是畜牧系统直接面向农户的服务组织，肩负着防疫灭病、品种改良、技术推广、物资供应、销售服务等多种职能，在农民增收增效中功不可没。当前基层畜牧兽医站工作环境条件堪忧。必须稳定、完善、加强基层畜牧兽医站，编制内人员的经费应尽快按国家规定纳入财政预算。同时，按政策规定标准收取好规费和有偿服务费，以增强其活力和实力，避免国家发展畜牧业的法律法规、政策、技术措施在基层不能落实或变形走样。

4．2努力提高牧业科技推广人员的素质加大对畜牧技术推广人员，尤其是中青年推广人员的政策、法规、技能等诸方面的培训力度，促使其知识不断更新，能力不断提高。不断引进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充实县畜牧局和乡(镇)畜牧兽医站。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牧业技术推广队伍，以增强畜牧科技推广的后劲。

4．3大力推广先进实用技术根据当地养殖项目的技术要求，定期不定期地、有针对性地举办基层干部、养殖户、营销人员技术培训班；结合当地实际，编写乡土教材、实用技术资料，发放到户，指导生产；还要充分利用广播、墙报、集会等来收集并提供信息，预报行情。

5防疫灭病规范化

5．1健全法制进一步广泛、深入、持久地宣传、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其配套法规、政策，让全社会都来支持、配合搞好动物防疫检疫工作。

畜牧业论文 21

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畜牧业资源的循环利用

结论与展望

畜牧业论文 22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 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犉”的牛群，畜牧业亦堪称发达（注：《诗经·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按：黑唇黄牛曰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其中羊三百成群，黑唇的黄牛则九十成群，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夷夏杂处”时代，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政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 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 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邠、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邠、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军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邠、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政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政”。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政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政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 ）。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军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赟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乳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乳，也不是马乳，而是羊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熲、杨素及宇文忻、李安等，均曾受到隋文帝一次赐羊千口以上的重赏，其中杨素曾一次受赐羊多达2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熲传》、卷4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 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动乱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政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政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军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 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

三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secondary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掉”，“因此，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5%-30%之间。平均说来，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0%，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5%。”（注：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245、253页。）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能量大量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注：〔美〕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李建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59-60页。）。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注：“林德曼效率”亦称“十分之一定律”，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1942年提出。参《普通生态学》，203-207、230-237页；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59页。）。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总是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物），形成所谓“生态金字塔”。正因如此，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于鹿、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扩大其食物来源，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如以畜牧业和肉食为主，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000千卡的热量计算，每人一年需109.5万千卡，以平均亩产400公斤粮食，每克粮食含4.15千卡能量计算，亩产能量是166万千卡，则每人只需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还要大一些，需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按草食动物10%的转化效率计算，那么，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10倍。实际 ）。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时间具体到唐代，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成市亩为1500亩。如据《汉书·食货志》估计方法，则其中1000亩可以开垦为农田（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尽地力之教”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而《商君书·徕民》则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估计，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一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除去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剩余的850亩可做粮用耕地，折算成唐亩约1000亩；取当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1石（均为唐计量）计算（注：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1石。唐人估计当时粟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1石，如《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翱）集》卷3《平赋书》也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此类议论甚多，不一一具引。又，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复种指数提高了，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亩产1石粟（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共可收粟约1000石；其中除去10%的种子、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计算，共可加工成米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2升，人均年耗粮约7石2斗，450石粟米可满足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在唐代，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62.5人，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注：唐代2升约合1.2市升，按小米每市升重约1.5市斤计算，则唐人日均食米约1.8市斤，即人均日食粟米约900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每100克小米含热能约351千卡，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高出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450千卡不少。按：本文唐亩、唐石与市亩、市石的换算，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均依据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论》（农业出版社，1990年）的意见。）。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半干旱典型草原，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后者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姑且将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注：李志农主编《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年，373页。），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190只。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28.5%，姑假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以年均出栏率30%计算，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57只；又，现代北方羊均肉产量约为13公斤，57只羊共产肉约为741公斤（注：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均据上揭《中国养羊学》，138页。阳晔《膳夫经手录》称：其时“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唐制1斤，约合1.19市斤，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30余公斤（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姑置而不论），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在40%-60%之间。据此推算，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羊肉肥瘦相均，每100克含热能307千卡，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供热能2274870千卡，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100千卡的水平，则可供一人消费约734天，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2人。当然，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乳及内脏、头脚等部分，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2倍，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显然，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1/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扩大耕地、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件的典型放牧业，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朝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农耕区域又呈扩展之势，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制，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之故，在隋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像《齐民要术》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即猪、羊地位的升降，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在中古时代，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羊肉的需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羊是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人口密度不高、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发展养羊生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猪的食性较杂，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 正因为如此，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达的家庭养羊业，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局面在当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养猪与耕种相配合的发展老路。

四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关联，与所谓“胡化”和“汉化”问题互为表里。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为之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倍受史家关注，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胡化”，语词虽极简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它包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政治构造、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种经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胡化”，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接相关。比如“食肉饮酪”风气的盛行，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许多地方民风悍猛、尚武成风，固然由于世道动乱，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有日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食肉饮酪”、尚武骑射，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与之共居杂处，一向“好儒学”、“重礼文”，视“食肉饮酪”为异俗的汉族“粒食之民”，亦深受此类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更是如此。

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接受了汉族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弃牧畜而事耕稼，其结果是，这些民族逐渐与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汉化”。

所谓“汉化”，同“胡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政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由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这是在“汉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有关著述篇牍众多，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落后的文化”，而将中原汉族文化定性为“先进的文化”，于是，所谓“汉化”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汉族）的先进文化（或文明）所征服，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因此，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就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先进”与“落后”时，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政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逐水草而牧畜”、“食肉饮酪”的固有传统，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 但是，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在中原内地，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先进”，但在这里，“先进”的涵义只是“更适应环境”，因此“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400mm的等降水线，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原地区，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但在长城以北地区，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在那里，游牧生产具有“先进性”。这样看来，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亦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这些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相反，许多人却逐渐在“胡风”的熏习下，接受了“逐水草而居处”和“食肉饮酪”的游牧生活方式，“胡化”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尽管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游牧民族一旦采用了农耕生产方式，其必然的后果都将是他们逐渐舍弃其固有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汉族文化，包括汉族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伦理观念和儒家思想体系等等——生业方式改变了，其他方面必然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当我们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汉化”时，不仅应该注意汉文化对他们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或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影响，而且应该特别注意考察这些民族接受农耕，转变为农业生产者的特殊经历，因为在其走向“汉化”的历程中，与统治者接受汉人的治国安邦之道相比，或者与某些社会上层人士学会吟风弄月、投壶博弈相比，广大族众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畜牧业论文范文 23

(一)存在巨大的存货风险

畜牧产品将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季节性的特点。畜牧企业由于这一特点而存在巨大的存货风险，例如：存货在购买、储存、市场价格变动后带来的财务风险。畜牧产品并不是哪里都能生产、也不是什么季节都可以生产。因此，畜牧产品在购置原材料是很可能出现无法购置或购置成本过高的风险。而当农产品比较丰富时，可以顺利采购到需要的农副产品，而对其的储存又成为新的问题，农副产品不同于其他产品，对存储有着较高的条件。

(二)筹资环节中存在的风险

目前，我国的畜牧企业中大部分都存在资金缺口问题，而一定能出现资金缺口问题时，大部分畜牧企业会选择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形式来摆脱资金缺口问题。但是由于大部分畜牧企业的特殊性，很多畜牧企业的筹资渠道比较窄。例如：有的畜牧企业在向银行提交贷款申请时，经常会出现贷款手续繁琐、审批艰难等问题，有的畜牧企业经过一番周折后仍拿不到贷款。另外，由于银行贷款的成本较高，秀企业如果出现经营问题很容易导致企业财务危机的发生。

(三)存在现金流风险

目前，很多畜牧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都存在着资金短缺、资金缺乏流动性的问题。例如：有的畜牧企业将企业的资金大部分都集中在了农副产品的采购与生产环节中，最终导致有的企业没有多余的资金来进行技术研发、革新、扩大再生产。再例如：有的畜牧企业在获得营业收入户，为了新一轮的生产经营而将刚刚收回的资金全部投入到农副产品的采购中，这种做法极有可能造成企业资金链的断裂，最终使企业的经营出现危机。

二、我国畜牧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

(一)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

畜牧企业的财务外部环境是客观存在的，它并不以人的意志而发生转移，它的存在对企业的财务决策、财务分析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畜牧企业财务管理的外部环境比较广泛，例如：自然环境、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与法律环境等。自然条件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畜牧企业的生产、加工、存储等，从而对企业的利润造成影响。行业变化的影响也是造成畜牧企业财务危机的又一因素。畜牧企业应该及时对行业环境进行分析，一定要做到未雨绸缪。

(二)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自身的原因

我国的畜牧企业大部分是来自于全国各省市、郊县、乡镇企业中的初级畜牧养殖作坊，这些企业主要依据的是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在销售过程中主要采取的是直销方式。但是，在经营过程中，由于畜牧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缺乏风险意识，简单地认为只要在财务管理中不出现资金浪费、乱用资金就是远离了财务风险。

三、畜牧企业低于财务风险的有效策略

(一)树立风险意识，健全企业的风险治理机制

畜牧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必须树立风险意识，上至企业的领导层，下至企业的普通员工，必须认识到财务风险给企业经营与发展带来危害。只要每一位员工头脑中都树立了风险意识，一旦在经营中出现异常，员工或领导就会及时发现。这就要求企业定期在企业内部举办财务风险讲座；利用企业的网站、微信、微博等传媒途径向每一位员工宣传财务危机内容；对财务人员的工作做好监督与管理，避免财务人员工作失误带来的风险。

(二)不断拓宽筹资渠道，拓展企业的理财投资思路

我国大部分畜牧企业面临着筹资渠道单一的主要问题。而在投资中又经常出现失误的现象，因此，畜牧企业必须在有效控制企业从财务风险的同时拓宽筹资渠道。在进行筹资前，畜牧企业必须做好详细的分析与调研，制定资金筹集方案。将资金的筹集实践、数量、成本等因素充分考虑在内，为企业编制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低成本的筹集方案，帮助企业规避的财务风险。

(三)合理规划、理性投资

畜牧企业通过各种渠道筹集来的资金除了用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与经营外，还可以投入到非农产品的领域中。为了降低企业的风险，畜牧企业必须做好投资前准备，对投资项目所处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相关的国家政策等进行充分的了解，并对该行业的发展前景、市场饱和度等进行考察。当然必须避免进入那些处于垄断地位的行业或领域中。

(四)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全面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农业、畜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内容，畜牧产品的生产、加工直接影响着畜牧企业的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虽然近年来我国加大了而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并在政策上、税收上给予了较大的优惠。但是，畜牧企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因此，畜牧企业必须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全面推进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四、结语

畜牧学论文 24

【关键词】高职 畜牧兽医 课程改革 注重实践

高职教育历年来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了大批的人才，这些人才在各行各业为社会贡献出了自己那一份重要的力量。畜牧兽医专业作为为社会输送畜牧兽医人才的重要专业，这门专业的课程的重要性是不容人们忽视的。高职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既需要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拥护国家和党制定的正确路线，也需要形成良好的道德文化素质，还需要具有一定的畜牧兽医专业知识，只有具备这些条件的学生才能成为合格的社会人才，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当前，高职教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面临大好的发展机遇，畜牧兽医由于其专业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更是受到了社会的重视，而与此同时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也对畜牧专业教育人才的培养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更高的要求。本文将对高职教育的畜牧兽医专业课程的改革和实践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以供参考。

一、紧抓学生的理论知识

在我国高职教育的工作中培养人才是根本任务，教学工作是中心工作，教学改革是各项改革的核心，提高质量是永恒的主题。要想达到这些目标，高职畜牧兽医专业必须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改革，狠抓学生的理论知识学习。部分高职教师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是实践，因此学生的理论学习不是重点，实践才是最重要的方面，这种看法也是非常偏颇的，它和只重理论不重实践的观点分属于两个极端，都是比较片面的观点。笔者认为，畜牧兽医专业的改革需要注重对学生理论知识的传授，而不应该忽视对学生理论知识的基础掌握能力的培养。

第一，高职教师需要做好学生的畜牧兽医的理论培养工作。畜牧兽医专业具有特殊性，这个专业的学生以后面临的群体主要是动物，学生需要全面了解动物的身体构造，了解动物的生理和病理学，因此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需要学量跟动物生理和病理有关的课程。例如学生需要学习《家畜解剖生理学》、《动物疾病诊断技术》、《猪病诊治实务》以及《禽病诊治实务》等一系列课程。这些课程能够让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较好的掌握动物的身体构造和疾病诊治的具体情况，了解动物的身体结构，理解了动物的病理，这样在面对具体的动物常见病时，学生才能知道如何准确的进行治疗，由此可见理论知识的重要之处。高职畜牧兽医专业的教师还需要对学生反复强调熟练掌握理论知识的重要性，让学生在心理上形成紧迫感，避免因学生的不重视而使他们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不牢固，最后使学生的基本业务知识不熟悉，这对学生的学习和未来的工作是非常不利的。做好学生的理论培养工作，高职教师还需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具有一定的自制力，使学生在专业课堂中注意力更加集中，这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使学生的理论素养得到较好的培养。

第二，要求教师在讲解专业知识时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高职学生的年龄大多较小，这个阶段的学生心理发展并没达到成熟的地步，因此学生的学习还需要教师多加引导。畜牧兽医专业本身涉及的领域比较大，学生需要学习的理论知识内容显得较为复杂，如果高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根据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去进行教学，那么课堂教学效率就能够得到比较大的提高，而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也能够得到较大的提高。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高职教师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高职阶段的学生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需要照顾到这种情况，尽力使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发挥出来，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踊跃发言，这种教学方式能够改变传统一言堂的情况，使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

同时，这种方式也能革除传统教学中教师填鸭式教育的弊端，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有助于形成良好的课堂学习氛围，使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得到较好的激发。总的来说，高职教师在对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进行教学时，需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变得更加主动，更加乐于参与到课堂中来，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专业理论知识，间接地使学生的专业理论素养得到培养，最�

二、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高职畜牧兽医专业的改革与实践当然离不开实践的参与，除了改变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之外，高职教师在进行教学时还需要有效的结合理论和实践，让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得到更好地培养。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高职教师需要通过各种实验来升华学生的理论知识，让学生在亲身实践的过程中来升华已储备的理论知识，俗话说理论是指导实践的重要工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动手实践能力。为此，教师在进行教学时需要训练学生的实践能力，以期培养学生寻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为了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高职教师在讲解猪常见的消化系统病诊治这部分内容时，可以运用现场教学法和案例分析法，教师可以选择在实训室和动物医院等场所进行教学，能够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如何诊治猪的胃肠炎和肠便秘问题。在进行教学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近距离的观察实物，使学生更加深刻的了解出现消化系统病症后猪的症状。

此外，为了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相结合，高职教师在进行教学时还可以加大实验教学的比例，在解剖课上让学生亲自动手进行实验，使学生对家禽的生理构造更加清楚，这样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能够得到较好的挖掘，学生的理论知识也能够得到加深。当然，除了这两种方法之外，高职教师还可以让学生积极地参加到饲养动物的活动中来，让学生更加了解各种动物的生活习性，使学生更加熟悉未来的工作岗位，了解自己的工作前景。

综上所述，高职教育的畜牧兽医专业改革和实践，要求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发展情况去进行教学，紧抓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以期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陈琼，刘鹤翔，欧阳叙向。中职畜牧兽医专业人才需求调查及专业改革探索研究[J].广东畜牧兽医科技。2014（01）.

畜牧学论文 25

关键词：职业院校；畜牧养殖专业；教学探索

中图分类号：G71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7-0484-01

近几年来，我国逐渐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中等职业教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集约化畜牧养殖的出现，社会大环境发生巨大改变，对职业学校畜牧养殖专业教学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也引起了广大职高畜牧专业教师的深思和探究。如何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适应现代集约化畜牧养殖业发展的需要，使畜牧养殖专业得到高效发展，是我们必须探究与解决的课题。我从职业院校畜牧养殖专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入手，谈谈认识和体会。

1.职高畜牧养殖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

1.1生源不足，学生文化基础差。由于职业院校自身存在的软硬件不足、就业形势的严峻等问题，职业院校的吸引力降低，学生不愿报考职业院校。而畜牧养殖专业做为"农"字头专业，相对来说脏而累，另外，该专业见效慢不如外出打工来钱快，使得许多希望孩子"跳农门"的家长，不愿让孩子学习本专业。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不得不降低门槛，实行免试入学，这样一些未能进入好一点中学的学生甚至一些初中未毕业的学生进入职业学校。由于文化基础差，学习难度大，学习效果差，不能很好地掌握专业技能，造成一定的负面社会影响，从而形成招生难度进一步加大，招来的学生基础更差的恶性循环状态。

1.2师资力量的组成不能适应畜牧养殖专业的要求。职高院校的学生除学习基本的文化知识以外，还要掌握畜牧养殖专业技能。很多畜牧养殖专业的教师是从师范院校生物系毕业的，他们在中学完全能够胜任，但在畜牧养殖专业却不能很好地胜任。部分科任教师虽然是高等农业院校毕业生，但由于毕业时间早，专业理论知识已不适应现代集约化畜牧养殖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他们毕业后，大多一直从事理论知识的教学，实践较少。所以我们在掌握原有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学习现代化的畜牧养殖专业知识，打造既有渊博的专业知识又有扎实的专业技能的"双师型"教师。

1.3教学安排不科学，重理论轻实践。职业院校在课程安排中，文化课、专业理论课和专业实践课的安排要科学合理，要侧重专业课教学。现在的课程安排上常常是文化课和专业课对半，有时文化课还多于专业课。在教学方式上，由于学校办学条件的限制和我们自身的问题，采用"黑板上畜牧养殖"的课堂教学模式，学生很难形象、直观地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

1.4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手段落后。畜牧养殖专业教学中，教师习惯于填鸭式的"满堂灌"。小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和现场教学及探究式教学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由于资金等条件限制，有些学校先进的教学设施短缺。

在课程安排上，文化课、专业理论课和专业实践课应有适当比例，应侧重专业课教学。而目前的教学安排上往往是文化课与专业课对半，甚至于在对口升学的情况下，文化课课时多于专业课。在教学手段上，由于教学条件的限制和教师自身的问题，采用"黑板上养殖"的普教模式进行教学，学生很难较直 观地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

1.5教学经费投入不足，教学设备落后，实习条件差。畜牧养殖专业是理论性、实践性和专业性都非常强的专业。实体教具、动物模型、实践操作都很重要，但由于学校经费投入有限，教学设备短缺，缺乏实习场地，学生很难进行必要的养殖实习，这是学生不能有效掌握专业技能的重要原因。

2.改变职高畜牧养殖专业教学现状，提高教学质量

2.1创新教学模式，侧重技能发展。开展教学要突出学生能力的培养，全面提高职高生的专业综合素质。根据职高生的实际情况，对于参加对口升学的职高生，课程安排上允许适当增加文化课教学，但总体仍要侧重专业课的学习。对于不参加升学、毕业从事畜牧养殖工作的学生，可实行模块教学，使他们主攻畜牧养殖方向，在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侧重专业技能的培养。在专业课教学中，有效运用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使书本知识形象化、生动化、直观化，这样能够很好地完成教学全过程，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2加强专业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成败的关键在教师。要办好一个专业，没有组合良好的强硬的专业教师队伍只是一句空话。加强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2.2.1有计划的派遣教师到对口高校深造，或到现代化养殖场去学习。这样会使教学功底更深厚，同时接受外界的先进的饲养技术，开拓视野，为畜牧养殖专业打下雄厚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2.2打破用人界限。聘请对口高校毕业生和社会畜牧养殖界的名人到校执教，充分发挥名人效应。只要学校有名师，不愁学生踏不破门槛。

2.2.3充分利用专业知识。对群众带来的有病畜、禽，引导学生现场诊治、解剖，每次出诊和疾病预防注射，教师带一组学生实习，手把手的教学生，使学生能诊断、敢开药治病。

畜牧论文 26

随着游牧时代的结束，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了。由于现代交通信息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市场对优质畜牧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有限的草原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草原超载过牧，饲草料供不应求，致使草原生态、生产和农牧民生活问题得不到有效改善和提高，近几年国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实行了禁牧、季节性休牧、以草定畜等政策。国家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补贴农牧民，可是有些地区仍然存在严重的偷牧现象，偷牧者经常与草原执法部门打游击战院你查我养，你走我放，你白天来，我晚上放。最终的结果是偷牧人提心吊胆，昼伏夜出，也没增加多少收入，而且破坏了自家草场，执法员东巡西查，工作量大，加油换胎，不见得有多大效果，还浪费了国家资源。导致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就是羊多草少，舍饲养殖成本太高，牧民只顾眼前利益，不考虑生态破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2舍饲养殖的不足

舍饲养殖虽然可以快速提高牛羊肉的产量，提高单位养殖规模，有利于大型机械化操作，但前提是以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大量的粮食和有限的农副产品为代价，大量使用各种药物及各种添加剂，生产出口感不好但又不得不吃的奶肉食品，导致现在很多人宁愿长途驾车到农家及牧区高价购买散养的肉蛋奶及天然状态下生长的食品，也不愿在市场购买。特别是舍饲养殖根本无法系统管理，不确定因素相当多。牛羊容易发生疫情，生产的母畜及幼畜成活率不高，稍有不慎带来的损失将是致命的，尤其是舍饲养羊违背了羊的生长规律，改变了羊的生物特性，产出的羊肉自然品质不高。

3草原畜牧业绿色发展模式

4结语

要想依靠有限的草原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畜牧产品，只有不断加大对有限草原的投资建设，采用以科学自然的放牧方式为主，以舍饲养殖为辅(特殊情况下、下雪下雨、母羊产羔等个别养殖）的方式，生产出天然有机可追溯的品牌畜牧产品，让千千万万消费者吃上放心肉，把我国内蒙古大草原真正建设成天蓝草绿环境美、风吹草底现牛羊的美丽生态草原。

畜牧论文 27

专业实践层次主要结合学生专业课程学习安排，进行教学实习、生产劳动、科研训练、社会实践、生产实习5个环节技能训练，强化知识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生产劳动和科研训练两环节是专业实践活动的初级阶段，放在一、二年级进行，活动的场所主要是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其功能在于帮助学生了解本专业主要畜禽生产过程、工艺要求与技术操作规程等，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专业技能的基本训练。社会实践环节是内容更为丰富多彩、形式更加多种多样的高层次专业实践活动，一般在二、三年级掌握了一般专业技能的情况下进行。当前多将社会实践安排在假期，以小组或分区域活动的方式进行。其主要功能重在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自理、自立、自学等独立工作能力和独自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学生接触实际、认识社会、了解国情民情、培养劳动观念的重要形式。生产实习环节承接专业实践和生产实践，学生在生产实习中既要完成生产实习任务，又要完成毕业论文的设计并付诸实施，实现了从专业技能向综合生产技能的递进。

生产实践层次包括生产实习、专题调查和毕业论文3个环节。这是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前的一种实践演习，主要在三、四年级完成。把学生分散到相关的科研单位、生产单位及教师的科研点上，参与相关的科研、生产、经营管理及推广工作。生产实习是综合技能训练中的关键阶段，学生可运用学过的理论以及所掌握的基本技能参加畜牧生产的全过程以及各种疫病的诊治。以学生独立操作为主，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发现生产中的问题，并加以分析、观察和解决。其功能是使学生得到全方位的锻炼，基本掌握专业生产的技术、工艺、技能。通过专题调查和毕业论文的写作，不仅能使学生对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一次综合运用，而且又能使学生进一步获得从事各项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的训练，可有效地促进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这也是对学生实践能力的综合反映。上述2个层次的实践、10大环节的训练、3个阶段技能的递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该体系的构建既遵循了教育要循序渐进的科学规律，又涵盖了从基础到专业进而开展综合实践的全面实践能力的培养。

从多方面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补充和完善各种管理制度，如实验实训教学考核、实验设备的管理、安全管理、实验实训耗材的管理、实验室环保工作、信息和档案管理等方面的管理方法。根据畜牧兽医学院的实际情况，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规章制度，确定不同实验管理岗位职责和管理工作量。针对不同类型的实验实训室，建立对应的实验设备管理条例。例如畜牧专业主要有遗传实验室、畜牧工程实验室、营养与饲料实训中心等类型。根据不同类型的实验设备状况和实验性质，笔者制定了相应的实验实训管理条例。畜牧学院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实践教学工作的管理办法》、《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标准》、《关于实验室装备与投资的管理办法》等多项规章制度；并先后对教学实纲、毕业生产实纲进行了修订，使其功能不断得到完善和加强，同时对实践教学各环节的组织、管理、考核也进行了明确规定，保证了实践教学工作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各个教学环节采用不同的计分方法，分别进行考核。实验课可单独设课，单独考核，考核办法应以实际操作和笔试相结合的方法，实际操作部分占考核总分值的50％，不及格者应重修。教学实习按学习态度、技能掌握程度、独立操作能力等项目进行考核，毕业实习采用分项达标积分法，按方案设计、实习态度、实习任务完成情况、实习单位鉴定意见、生产实习笔记和专题报告或毕业论文答辩等项评定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4个等级，装入个人档案，毕业实习不及格者，不予毕业。优秀者给予表扬和奖励。实践表明，这种考核办法不仅能准确地反映学生的真实成绩，而且也可较准确地反映出学生的综合技能与素质的高低。

专业平台是为学生提供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形成专业素养的基础平台。畜牧兽医学院依据行业发展的要求，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的教学理念，构建起了基本满足畜牧兽医行业需求的、较为完整的、实训突出的专业体系和课程体� 专业平台的建设包括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大纲的制定，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改革，师资与设施条件的保障等等。实践教学基地是为学生提供专业能力向职业能力转化的关键平台。畜牧兽医学院以校内实训基地为基础，以校外实训基地为重要补充，构建了全方位的实践教学平台。在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中，强调实训项目的应用性和操作的规范性，鼓励创作，提高实训过程的知识含量，形成较为完整的校内实训体系。在建设校内实训基地的同时，为了加强对实验教学的补充，畜牧学院还积极地与校外几十家条件好的“教学实习基地”和“实践教学基地”相合作，在保证学生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教学、科研和生产的同步进行。践行畜牧兽医学院倡导的产学研合作模式，逐步形成适合自身发展、具有本专业特色的科研道路。畜牧兽医学院的科研基本定位在于通过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进行应用基础研究，达到技术开发、技术配套、技术改造、技术服务等目的。

针对畜牧兽医学院教师解决实践问题能力强的特点，畜牧兽医学院大力引进了企业项目，以项目作为引导和推动教学和科研发展。通过承接企业的项目，让部分师生参与项目活动，使学生在学习期间就能接触到本行业的新技术、新技能，锻炼其处理生产现场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质量意识和品质意识，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对教师而言，通过项目的开发，实践技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对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实践教师是学院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担任各实践教学管理教师、指导实践教学的教师。应加大力度对实践教师的培养和引进，主要是指导实践教学的“双师型”教师和指导生产教学的“生产型”教师队伍的建设，逐步形成初、中、高级人员的合理师资结构。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实现教师、学生、行业专家三结合。在校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传授专业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指导学生进行校内实训。在校外实训基地，教师与行业一线的专家共同指导学生，促使学生将所学的专业知识有效地应用于实践，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p#分页标题#e#